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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28 06:5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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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值得我用一生去记录
——专访美籍华裔摄影家刘香成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施晨露 日期：2023-07-28
摄影家，曾获“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1992）、“海外记者俱乐部奖”（1992）、《巴黎摄影》“当代摄影界最有影响力的99位摄影师之一”（2004）等荣誉，并于2015年创办上海摄影艺术中心。
“我很幸运可以成为一名文化艺术的‘翻译者’，用照片介绍我所认识的世界，同时向中国以外的人们解释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摄影家刘香成说：“这个工作无疑是困难的。有人跟我说：‘事情，做还是比不做好。’我就是凭着这个鼓励，尝试做一点点事情。”
本报记者 施晨露
72岁的刘香成最常被冠以的头衔是“首位获得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的华裔摄影师”。他的镜头见证了中国高考恢复后学生们在灯火通明的天安门广场学习的时代群像，也记录下106岁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在半空中写下“中国”的画面。
上海文化出版社推出的纪实摄影集《刘香成 镜头·时代·人》从正在浦东美术馆举行的同名展览中精选出190幅作品，这本国内目前为止收录刘香成摄影作品数量最多、主题范围最广的摄影集，短短几十天里就卖光了首印数。
在朵云书院旗舰店举办的新书分享会上，刘香成一登台，读者席里一个个手机举起，注解了这个“人人都能摄影”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摄影师何为？
“我陪老伴吃完晚饭，从华山路走到湖南路，看到两位跳广场舞的女士。她们的身段是那样曼妙，我连忙拿出手机，只嫌手机快门太慢了。”刘香成讲了前一天发生的事，“到今天，我对中国的兴趣不减。常常有人问我，你要拍什么呢？我总觉得有点遗憾。有这么多可以拍的，为什么还要问别人呢？我希望把看起来不成为‘事件’的事情拍好”。
刘香成1951年10月出生于中国香港，父亲刘季伯是湖南人，母亲陈伟雯是福州人。两三岁时，父母把他送回福州上幼儿园、小学，9岁时回到香港。父亲负责报纸的国际版，暑假时，常给他一小段外电，说：“你试试看翻译。”1969年，刘香成到美国上大学，学国际政治，毕业前偶然选修了摄影课，“频闪摄影第一人”琼恩·米利是这门课的老师，对他影响很深。
1972年尼克松访华，电视、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刘香成隐约觉得，“全世界对我们（中国）的兴趣和我自己的兴趣重合起来了”。
1976年，刘香成重返中国。多元的教育与文化背景培养了他对文化的敏锐度。他拍下一张广州居民打太极拳的照片，这张作品让他细细凝视珠江两岸的日常生活。在人们幅度逐渐变大的肢体动作和愈发轻松的神情里，他感到，时代的转变要来了。后来，他说：“在我的人生中，有几个时刻让我走上摄影之路：一是20世纪50年代我在福州的童年生活；二是1976年我来到广州，看到人们的互动，读懂了他们的肢体语言。”
1977年，刘香成第一次来到上海。他发现，一个罗马尼亚油画展在这座城市举行，展览上的几幅人体画像在当时看来颇为大胆。一手拿着相机，一手拿着一台小型摄像机，刘香成逛到了上海音乐学院。课堂上，学生们正在学习肖邦的作品。这个当时26岁的年轻人拍摄的影像作品，后来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中向全美播出。
1978年，作为第一批《时代》周刊的特派摄影记者，刘香成主动争取来到北京，拍下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新婚夫妻拍婚纱照、北京第一例双眼皮手术、戴着太阳镜的女性……“那时，我看到一张1寸大小的广告，说北京东单可以做美容手术。我立即去了，那位女士只做了一只眼睛的手术。因为她要骑自行车回家，不能两只眼睛都包上纱布。”
“摄影师要保持好奇心”，刘香成说，“拍摄者与被拍摄的对象要建立起一种基本的信任，拍下来的照片才会传达被拍摄者的感情，这张照片才有可能自己‘说话’”。
一张图片，记录了时代某个故事的细枝末节；很多照片的堆积，成就了连续的历史，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巨变。刘香成说：“我希望我的摄影能够消解猎奇的滤镜，帮助世界理解更真实的上升时期的中国，也让中国人更加了解自身所处的时代。”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顾铮认为，在改革开放早期，刘香成以自己的新闻摄影作品对当时中国的新闻摄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在中国拍摄的照片，既有新闻性很强的作品，也有需要长期观察、呈现更深层变化的纪实性作品，“必须承认，即使作为与这个时代同步走过来的中国人，我仍然需要这些照片为个人记忆作注”。
刘香成说：“自我在北京开始摄影记者的工作已经超过45年了。无论时代怎么变化，人们依然会被一张恒久的照片触动。我花了更多时间进入中国的现场，大半辈子一直在关心中国的故事，希望让现在的年轻人有机会好好阅读这个故事，明白改革开放的重要性，明白为什么中国值得我用将近一生的时间去观察和记录。”
关键是信任
解放周末：正在浦东美术馆举办的“刘香成 镜头·时代·人”回顾展和同名摄影集，都是对您过往摄影生涯的梳理。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回望过去？
刘香成：有将近4年时间，我一直在整理自己的文献。过去几十年，我的工作一直很忙，从一个国家被派到另一个国家。中国人有一句话，搬一次家就脱一层皮，更不要说隔洋搬家了。时间线拉长以后，你会发现，整理变得相当困难。40年后，这张图片是1979年还是1980年拍摄的，是1981年还是1982年，必须不断跟自己的记忆较劲。还有一些过去只有底片，重新扫描也需要大量时间。
解放周末：整理下来，大概有多少张照片？
刘香成：大概有9000张进入了我自己的文献库。回过头看，有些当时没有注意到的画面，时间赋予了它新的表达意义。在浦东美术馆的展览，有将近一半图片是大家过去没看到过的。
解放周末：您谈到，摄影的一个关键是与被拍摄对象建立起信任。在很短的时间甚至只有几秒钟之内，如何达成这种信任？
刘香成：我所说的信任，的确不是一种很深层次的信任，但它是内在的、很直接的相互反馈。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有时候在战场上或是面对一次暴乱，你的眼神如何看向暴徒，很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生命。
如果没有达成基本的信任，我想，你的被拍摄对象会把对你的看法全部写在他的脸上。当他看到你拍的照片时，会觉得非常陌生。相反，如果有了基本的信任，看与被看的对象、拍与被拍的人，会释放出一种情感的互动。
文字记者也会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一开口，对面前的这个人有所了解，有好奇心，可能他也会愿意敞开自己。如果对方觉得你和他毫无关系，可能就会产生防备心。
其实，讲故事是人天生的需求，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也是一个人存在的证明。基本的信任很重要，在这一点上，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之间有很多共通之处。
解放周末：拍大人物，怎么与他们建立信任？
刘香成：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尼克松，是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我觉得当时房间里的光线不是很友善，太暗了。我就说：“尼克松先生，在这里好像太没有意思了，外面有柳树，有桥，有山有水，我们到外面去拍吧。”他看着我，我们眼球对眼球，他说：“好，我们出去。”当他做出了这个决定，跟随他的保安都不敢有异议。
几年后，中美《上海公报》签署十周年纪念期间，我再次见到尼克松。我们一起坐火车从杭州到上海，李肇星先生提醒我，你的相机在哪里？我转头就看见尼克松先生，当时他心情非常好，拿着一条毛巾、一桶青岛啤酒往记者车厢走来，当服务员给我们送啤酒。这张照片在展览和这本书里也能看到。
解放周末：所以，摄影最考验什么？技术、视角、新闻敏感性、勇气或是与人交往的能力？
刘香成：你说的这些都很重要。
摄影的可能性
解放周末：如今，摄影的门槛变低了，拿起手机，每个人都可以拍照、可以摄影。一个摄影的专业工作者，或者说一位摄影家，他承担的工作跟一般人有所不同吗？
刘香成：我认为还是有巨大的不同。就像这次在浦东美术馆的展览，我想让大家看到的是“摄影的可能性”。就像你刚才说的，思想、观点、观察、对画面中细节的敏感，这些都不是能被轻易取代的，包括AI，如果画面中存在着某种感情，我想不是机器可以制造出来的。
现在，摄影的确很容易，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能拍下许多照片。但就像有很多出版物，多年后能够留下来的不见得那么多，好的摄影作品，能够被称为经典的画面，同样如此。
解放周末：现在有滤镜的加持，大家都能拍出很好看的照片。有时候用智能手机拍摄，拍下来的画面跟眼睛看到的都未必一样。
刘香成：很早的时候，相机是把一张张很大的底片放进去，到了135相机的时候，每一卷胶卷是36张。我出门会带两个相机，回来的时候每一卷胶卷总是剩下七八张没有曝光。当时胶卷的费用不低，为什么宁可浪费那些没有曝光？因为每一张画面都会让我思考拍什么、不拍什么，拍这个要在什么时候按快门。我最大的噩梦、最怕的就是这个事情在我眼前发生的时刻，我在换胶卷，因为这卷胶卷都已经曝光，没有剩下的了。
对我来说，这是几十年养成的一种习惯。当你可以用数码相机一下子拍摄几百张的时候，也改变了拍摄者选择画面的严谨性。包括自动化的晶片越来越好，处理光线很好，构图也很美，为什么现在很多照片没人记得住呢？除了与传统媒体的式微有关，与表达者也就是按快门的人如何去观察、去选择也是有关系的。当你的拍摄没有限度的时候，或许你不再注意你要拍摄的人的眼睛，他是高兴，还是忧虑。
解放周末：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摄影师，或许也和您那个时代的摄影师不同了。
刘香成：或许是有区别，年轻一代人的摄影会给我们带来新的领域，但有一点我始终相信，那就是故事的内涵不会被取代，有内容的画面始终被需要。
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我有幸拍摄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平崛起。这个故事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1世纪。对摄影者来说，关键是你的认识。你也许可以拍出一个很经典的画面，但有时候，画面只是画面，你希望你的作品能够重叠起来，一年、两年、三年……一加一变成九，而不是一加一只等于二。回到刚才的话题，这就是我想展现的“摄影的可能性”。
上海人的精神
解放周末：2015年，您在上海西岸创办了上海摄影艺术中心。这是一家非营利摄影艺术机构，也是上海首家致力于摄影的美术馆。为什么选择上海？
刘香成：从2014年筹备上海摄影艺术中心开始，转眼间已经将近10年。1977年，我第一次来上海，始终对上海有感恩之心，我希望能为上海做一些事。搬到上海后，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这座城市行走。上海是一座很适合用影像表现的城市，它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让图片可以呼吸。
2010年，上海举办了世博会。当时，我编过一本画册叫《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2021年，我又编了一本《上海：一座世界城市的肖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我们仔细审视1991年以来浦东发展的30多年，可以清楚地看到，上海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性城市。之所以在书名里一定要放入“世界城市”，我有两点理由：一是硬件方面，这座城市翻天覆地的发展；二是上海人的精神，尽管很难形容，但你看到就会觉得上海人的精神和纽约、巴黎等其他城市有些不一样，上海人希望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城市里的人群，这种精神是世界级的。
解放周末：比起风景，您更关注人的精神。
刘香成：我的确不太拍风光照。这次展览里，有一张照片是我爬到峨眉山上拍一群老年人的。其实，你可以拍到峨眉山上的风景，也可以爬到黄山上去拍风光。在同样的天气条件下，找到同样的地点，把三脚架支起来，其实拍出来的照片，那个“美”的重复性是非常高的。而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对于风景的层次和美有更加丰富的表达。
所以我一直认为，摄影最重要的是表达你自己的思想。尤其是在今天高度全球化的生态中，应该把中国的多姿多彩，把多样性甚至是复杂性反映出来，我觉得世界会欢迎这一点的。
解放周末：听说您已经有下一个拍摄的计划，是“一带一路”吗？
刘香成：的确在酝酿。一个和平崛起的文明社会，与世界上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发生交集，这是人类世界的历程中几乎未曾有过的，不能光从经济上认识，也不像有些人理解的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中国的专家、工人、学生走出去，与“一带一路”上的人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这是一个相当深刻的事件，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最终完成。
解放周末：这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计划。
刘香成：是的。我拍了46年的中国故事，我想，我还有46年时间呢。（笑）
“我很幸运可以成为一名文化艺术的‘翻译者’，用照片介绍我所认识的世界，同时向中国以外的人们解释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摄影家刘香成说：“这个工作无疑是困难的。有人跟我说：‘事情，做还是比不做好。’我就是凭着这个鼓励，尝试做一点点事情。”
本报记者 施晨露
72岁的刘香成最常被冠以的头衔是“首位获得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的华裔摄影师”。他的镜头见证了中国高考恢复后学生们在灯火通明的天安门广场学习的时代群像，也记录下106岁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在半空中写下“中国”的画面。
上海文化出版社推出的纪实摄影集《刘香成 镜头·时代·人》从正在浦东美术馆举行的同名展览中精选出190幅作品，这本国内目前为止收录刘香成摄影作品数量最多、主题范围最广的摄影集，短短几十天里就卖光了首印数。
在朵云书院旗舰店举办的新书分享会上，刘香成一登台，读者席里一个个手机举起，注解了这个“人人都能摄影”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摄影师何为？
“我陪老伴吃完晚饭，从华山路走到湖南路，看到两位跳广场舞的女士。她们的身段是那样曼妙，我连忙拿出手机，只嫌手机快门太慢了。”刘香成讲了前一天发生的事，“到今天，我对中国的兴趣不减。常常有人问我，你要拍什么呢？我总觉得有点遗憾。有这么多可以拍的，为什么还要问别人呢？我希望把看起来不成为‘事件’的事情拍好”。
刘香成1951年10月出生于中国香港，父亲刘季伯是湖南人，母亲陈伟雯是福州人。两三岁时，父母把他送回福州上幼儿园、小学，9岁时回到香港。父亲负责报纸的国际版，暑假时，常给他一小段外电，说：“你试试看翻译。”1969年，刘香成到美国上大学，学国际政治，毕业前偶然选修了摄影课，“频闪摄影第一人”琼恩·米利是这门课的老师，对他影响很深。
1972年尼克松访华，电视、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刘香成隐约觉得，“全世界对我们（中国）的兴趣和我自己的兴趣重合起来了”。
1976年，刘香成重返中国。多元的教育与文化背景培养了他对文化的敏锐度。他拍下一张广州居民打太极拳的照片，这张作品让他细细凝视珠江两岸的日常生活。在人们幅度逐渐变大的肢体动作和愈发轻松的神情里，他感到，时代的转变要来了。后来，他说：“在我的人生中，有几个时刻让我走上摄影之路：一是20世纪50年代我在福州的童年生活；二是1976年我来到广州，看到人们的互动，读懂了他们的肢体语言。”
1977年，刘香成第一次来到上海。他发现，一个罗马尼亚油画展在这座城市举行，展览上的几幅人体画像在当时看来颇为大胆。一手拿着相机，一手拿着一台小型摄像机，刘香成逛到了上海音乐学院。课堂上，学生们正在学习肖邦的作品。这个当时26岁的年轻人拍摄的影像作品，后来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中向全美播出。
1978年，作为第一批《时代》周刊的特派摄影记者，刘香成主动争取来到北京，拍下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新婚夫妻拍婚纱照、北京第一例双眼皮手术、戴着太阳镜的女性……“那时，我看到一张1寸大小的广告，说北京东单可以做美容手术。我立即去了，那位女士只做了一只眼睛的手术。因为她要骑自行车回家，不能两只眼睛都包上纱布。”
“摄影师要保持好奇心”，刘香成说，“拍摄者与被拍摄的对象要建立起一种基本的信任，拍下来的照片才会传达被拍摄者的感情，这张照片才有可能自己‘说话’”。
一张图片，记录了时代某个故事的细枝末节；很多照片的堆积，成就了连续的历史，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巨变。刘香成说：“我希望我的摄影能够消解猎奇的滤镜，帮助世界理解更真实的上升时期的中国，也让中国人更加了解自身所处的时代。”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顾铮认为，在改革开放早期，刘香成以自己的新闻摄影作品对当时中国的新闻摄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在中国拍摄的照片，既有新闻性很强的作品，也有需要长期观察、呈现更深层变化的纪实性作品，“必须承认，即使作为与这个时代同步走过来的中国人，我仍然需要这些照片为个人记忆作注”。
刘香成说：“自我在北京开始摄影记者的工作已经超过45年了。无论时代怎么变化，人们依然会被一张恒久的照片触动。我花了更多时间进入中国的现场，大半辈子一直在关心中国的故事，希望让现在的年轻人有机会好好阅读这个故事，明白改革开放的重要性，明白为什么中国值得我用将近一生的时间去观察和记录。”
关键是信任
解放周末：正在浦东美术馆举办的“刘香成 镜头·时代·人”回顾展和同名摄影集，都是对您过往摄影生涯的梳理。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回望过去？
刘香成：有将近4年时间，我一直在整理自己的文献。过去几十年，我的工作一直很忙，从一个国家被派到另一个国家。中国人有一句话，搬一次家就脱一层皮，更不要说隔洋搬家了。时间线拉长以后，你会发现，整理变得相当困难。40年后，这张图片是1979年还是1980年拍摄的，是1981年还是1982年，必须不断跟自己的记忆较劲。还有一些过去只有底片，重新扫描也需要大量时间。
解放周末：整理下来，大概有多少张照片？
刘香成：大概有9000张进入了我自己的文献库。回过头看，有些当时没有注意到的画面，时间赋予了它新的表达意义。在浦东美术馆的展览，有将近一半图片是大家过去没看到过的。
解放周末：您谈到，摄影的一个关键是与被拍摄对象建立起信任。在很短的时间甚至只有几秒钟之内，如何达成这种信任？
刘香成：我所说的信任，的确不是一种很深层次的信任，但它是内在的、很直接的相互反馈。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有时候在战场上或是面对一次暴乱，你的眼神如何看向暴徒，很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生命。
如果没有达成基本的信任，我想，你的被拍摄对象会把对你的看法全部写在他的脸上。当他看到你拍的照片时，会觉得非常陌生。相反，如果有了基本的信任，看与被看的对象、拍与被拍的人，会释放出一种情感的互动。
文字记者也会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一开口，对面前的这个人有所了解，有好奇心，可能他也会愿意敞开自己。如果对方觉得你和他毫无关系，可能就会产生防备心。
其实，讲故事是人天生的需求，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也是一个人存在的证明。基本的信任很重要，在这一点上，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之间有很多共通之处。
解放周末：拍大人物，怎么与他们建立信任？
刘香成：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尼克松，是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我觉得当时房间里的光线不是很友善，太暗了。我就说：“尼克松先生，在这里好像太没有意思了，外面有柳树，有桥，有山有水，我们到外面去拍吧。”他看着我，我们眼球对眼球，他说：“好，我们出去。”当他做出了这个决定，跟随他的保安都不敢有异议。
几年后，中美《上海公报》签署十周年纪念期间，我再次见到尼克松。我们一起坐火车从杭州到上海，李肇星先生提醒我，你的相机在哪里？我转头就看见尼克松先生，当时他心情非常好，拿着一条毛巾、一桶青岛啤酒往记者车厢走来，当服务员给我们送啤酒。这张照片在展览和这本书里也能看到。
解放周末：所以，摄影最考验什么？技术、视角、新闻敏感性、勇气或是与人交往的能力？
刘香成：你说的这些都很重要。
摄影的可能性
解放周末：如今，摄影的门槛变低了，拿起手机，每个人都可以拍照、可以摄影。一个摄影的专业工作者，或者说一位摄影家，他承担的工作跟一般人有所不同吗？
刘香成：我认为还是有巨大的不同。就像这次在浦东美术馆的展览，我想让大家看到的是“摄影的可能性”。就像你刚才说的，思想、观点、观察、对画面中细节的敏感，这些都不是能被轻易取代的，包括AI，如果画面中存在着某种感情，我想不是机器可以制造出来的。
现在，摄影的确很容易，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能拍下许多照片。但就像有很多出版物，多年后能够留下来的不见得那么多，好的摄影作品，能够被称为经典的画面，同样如此。
解放周末：现在有滤镜的加持，大家都能拍出很好看的照片。有时候用智能手机拍摄，拍下来的画面跟眼睛看到的都未必一样。
刘香成：很早的时候，相机是把一张张很大的底片放进去，到了135相机的时候，每一卷胶卷是36张。我出门会带两个相机，回来的时候每一卷胶卷总是剩下七八张没有曝光。当时胶卷的费用不低，为什么宁可浪费那些没有曝光？因为每一张画面都会让我思考拍什么、不拍什么，拍这个要在什么时候按快门。我最大的噩梦、最怕的就是这个事情在我眼前发生的时刻，我在换胶卷，因为这卷胶卷都已经曝光，没有剩下的了。
对我来说，这是几十年养成的一种习惯。当你可以用数码相机一下子拍摄几百张的时候，也改变了拍摄者选择画面的严谨性。包括自动化的晶片越来越好，处理光线很好，构图也很美，为什么现在很多照片没人记得住呢？除了与传统媒体的式微有关，与表达者也就是按快门的人如何去观察、去选择也是有关系的。当你的拍摄没有限度的时候，或许你不再注意你要拍摄的人的眼睛，他是高兴，还是忧虑。
解放周末：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摄影师，或许也和您那个时代的摄影师不同了。
刘香成：或许是有区别，年轻一代人的摄影会给我们带来新的领域，但有一点我始终相信，那就是故事的内涵不会被取代，有内容的画面始终被需要。
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我有幸拍摄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平崛起。这个故事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1世纪。对摄影者来说，关键是你的认识。你也许可以拍出一个很经典的画面，但有时候，画面只是画面，你希望你的作品能够重叠起来，一年、两年、三年……一加一变成九，而不是一加一只等于二。回到刚才的话题，这就是我想展现的“摄影的可能性”。
上海人的精神
解放周末：2015年，您在上海西岸创办了上海摄影艺术中心。这是一家非营利摄影艺术机构，也是上海首家致力于摄影的美术馆。为什么选择上海？
刘香成：从2014年筹备上海摄影艺术中心开始，转眼间已经将近10年。1977年，我第一次来上海，始终对上海有感恩之心，我希望能为上海做一些事。搬到上海后，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这座城市行走。上海是一座很适合用影像表现的城市，它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让图片可以呼吸。
2010年，上海举办了世博会。当时，我编过一本画册叫《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2021年，我又编了一本《上海：一座世界城市的肖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我们仔细审视1991年以来浦东发展的30多年，可以清楚地看到，上海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性城市。之所以在书名里一定要放入“世界城市”，我有两点理由：一是硬件方面，这座城市翻天覆地的发展；二是上海人的精神，尽管很难形容，但你看到就会觉得上海人的精神和纽约、巴黎等其他城市有些不一样，上海人希望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城市里的人群，这种精神是世界级的。
解放周末：比起风景，您更关注人的精神。
刘香成：我的确不太拍风光照。这次展览里，有一张照片是我爬到峨眉山上拍一群老年人的。其实，你可以拍到峨眉山上的风景，也可以爬到黄山上去拍风光。在同样的天气条件下，找到同样的地点，把三脚架支起来，其实拍出来的照片，那个“美”的重复性是非常高的。而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对于风景的层次和美有更加丰富的表达。
所以我一直认为，摄影最重要的是表达你自己的思想。尤其是在今天高度全球化的生态中，应该把中国的多姿多彩，把多样性甚至是复杂性反映出来，我觉得世界会欢迎这一点的。
解放周末：听说您已经有下一个拍摄的计划，是“一带一路”吗？
刘香成：的确在酝酿。一个和平崛起的文明社会，与世界上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发生交集，这是人类世界的历程中几乎未曾有过的，不能光从经济上认识，也不像有些人理解的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中国的专家、工人、学生走出去，与“一带一路”上的人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这是一个相当深刻的事件，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最终完成。
解放周末：这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计划。
刘香成：是的。我拍了46年的中国故事，我想，我还有46年时间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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