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诗歌的精神简化为一种悲剧的精神，从诗人之命运与伟大诗歌的精神两方面来抽象出来。应该说，它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首先，人们对悲剧的认识不同，其次，对精神的理解各异，再加上很多难以分析的个案，我的观点便漏洞百出。这种只击一点，而漏洞百出的见解其实是不需要解释的。在文学史与思想史上，所有闪光的观点几乎都如此。要想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老好人观点，那便是无用的观点。因此，有关诗歌的悲剧精神的观点我将继续坚持。

但是，那篇短文的最后一段仍然惹了祸：“在今天，是一个伪诗人和伪诗歌乔装打扮起来的诗歌繁荣时代，因为那么多的诗歌都没有接触到悲剧，更没有触及到人类存在的矛盾。他们或它们是这个时代的粉饰者，是去了良知的文字游戏者，而他们都是诗歌的敌人。”

学生们便问道：你能不能举出几例，说明他们的确是诗歌的敌人。这是个难题，但我必须回答。于是，在我一秒钟的判断下，我举了当代至少存在三类诗歌的敌人：第一，诸如梨花体诗一样的诗歌；第二，下半身诗歌（不仅仅指下半身诗歌团体）；第三，以主流诗歌而自居的顺口溜诗歌。

本来还可以一一判别，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仅举出以上三个例子。

如果当时是由于仓促而下定义，而后来的几天我倒真是好好地想了想这几类诗歌。也许说这几类诗是诗歌的敌人，持这类诗的朋友（因为我就有好多朋友写这类诗歌，甚至我曾经也似乎有几首这样的诗）会对我唾弃，但是，出于对诗歌的尊重我仍然如是说。

首先说梨花体诗。尽管有很多诗人曾经发起对梨花体诗的保卫战役，也尽管他们后来对梨花体诗的所谓教主赵梨花充满了鄙弃（诗人杨黎在其博客上曾发表过这样的观点），但其实我们必须将梨花体诗与白话诗、口语诗进行区别，这其实也恰恰是很多诗人想做的事。杨黎、沈浩波等对韩寒的漫骂（韩寒的确是有问题的，我曾专门论述过，这里不再赘言）和后来与赵梨花的分崩离析其实恰恰说明了他们的诗歌在形式上的不堪一击与本质上的伪诗。这样说并非指这些诗人所有的诗都是伪诗，而是指他们所持的一些观点导致了他们在诗歌上的失真。关于这一点，我将另文论述。

其实，梨花体诗由来已久。要说其鼻祖，自然是胡适先生。胡适先生倡导白话诗歌，同时也倡导什么语言都可以入诗，还自作聪明地写了《两只蝴蝶》。这首诗其实在当时就引发了诗歌美学的争议。但是，胡适先生在后来还是对这首诗作了检讨，也自认为自己不是什么好诗人，所以他不写了，不为诗人了。他只是想抛砖引玉而已。这种敢于开风气的精神与其自省的态度使胡适显得圆满。但是，梨花体诗人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梨花体诗人，而是指那些摹写这类诗的诗人）显然没有这种自省的意识。

我为何将其称为诗歌的敌人，是因为这类诗有两大明显的特点：

1、形式上的俗烂。从人人可以恶搞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不用赘言。一句话，它是诗歌美学的敌人。

2、精神上的虚无，空茫。无论是胡适的《两只蝴蝶》，和赵梨花在网络流行的诗，还是类似的诗歌，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当下存在的精神状态持一种虚无甚至玩世的态度，对存在的悲剧性矛盾没有丝毫的透视，当然也无力透视，因此，这类诗歌成为无价值、无意义、无精神的文字游戏。如果我们将这类诗也称为诗歌，那么诗歌的界限就丧失了，诗歌的精神就彻底沦丧了。

诗人并非人人可作，诗人是人类审美与精神的神秘持有者，是命运多舛但毫不介意的单纯的悲剧的主角。在他们的文字中间和命运里，渗透的是人类存在的悲剧性呐喊、呻吟、战斗以及牺牲，还有无法言说的言说。惟此，诗人是人间游走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