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街道生活》至少令我这个乡村的孩子“羡慕嫉妒恨”，他的感受就是“街道是种奇妙的东西——它将人们散点的私密的生活连接起来，汇成一道可供观察和展览的公共景观。”而我的感受是“街道是一个梦想”——无论是小时候被迫去街上看病、还是小时候去街上卖菜，到了午后，就开始操心回家的路，尤其走路来又要走路回去，甚至饥肠辘辘，甚至燥热，甚至风雨，甚至寒冷，......都得走路回家，沿着来时的路线，一步一个脚印。后来有了脚踏车（简称“脚车”），似乎一下子解放了，不再担心回家的路，但又滋生了另一个梦想——假如能在街上有班上，下班后不用急着回乡下，可以穿得干干净净在街道上溜达（那时还没有散步的概念），可以肆无忌惮地看来来往往的男女，尤其看走过路过的姑娘或媳妇。可以随时买票去“人民文化宫”（充当电影院而放电影，小城80年代中期才建有一座电影院，不过没有风光几年）看电影。有一个街道的镜头永远地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了——那时去县城卖西瓜，很多人只卖一块，并且就在边上吃。边吃边有小孩（多为小姑娘）提着小竹篮、端着小盒子，等着捡拾吐落在地上的瓜子和瓜皮......
当然。还有历史性的场面令我难忘：
一是1974年某个日子，莲花县志大事记：“4月22号，县批林办在南门广场召开批判原县委书记范震（当时任井冈山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的大会，会后范震遇刺杀受伤”。我跟着在县水泥厂上班的二舅有幸“与会”。有三句口号50多年来，似乎一直回响在我脑海里（打倒范震！炮打包礼余余！火烧刘可心！）。领喊“打倒范震”的是一个尖利的女高音，回想起来都觉得震撼。后来我与“老革命”（资深体制人）回想这一幕，他不但惊异我小小乡村少年怎么经历了，还一一详解了这三个人的命运和批斗的前因后果，包括那个喊口号的“女声”都说得出具体。最戏剧性的是，再后来，与散步的同伴无意回想到那个南门广场，长我一两岁的同伴是土生土长的街上人，那场载入了莲花历史的批斗会，他不仅在现场，还在舞台（主席台设在舞台上）后面看热闹，并亲眼所见押解范震下台时，有个中年人手里握着一只笔冲上前去戳范的头......
二是1982年秋。平常放电影、开大会的人民文化宫里，有一场令全县人民唏嘘又震撼的“审判”——县志有记载的。破获了一个现行反革命组织“什么忠义救国X”的领导机构。之所以关注，其中有一位骨干周某亮是我在莲花四中高一时的同班同学，怪不得他才读了一个学期辍学了，原来是参加了他哥组织的“反动组织”。那时还没有“黑社会组织性质”这个称谓。从陆陆续续的“时闻”里，知道了他们的犯罪事实是抢劫供销社或更严重的东西，并对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建设有破坏活动。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在这里开庭，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或目的，竟然有外放的高音喇叭直播“法庭辩论”——文化宫外面聚集了相当多的男女，一起津津有味地旁听那个大哥的自我辩护，响亮的普通话，很有磁性。在当时听来，那是播音员的优质声源。后来才知道，这些是地地道道的莲花塑料国语。如果放现在审判，估计一般公众是无缘免费如此旁听了。我甚至是不惜耽误回学校上课（那时我在莲花一中补习）在那里驻足。这个画面也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
不是所有人的童年都是相似的，而是所有乡村贫困儿童的境遇都是相似的，相信城里的孩子有相似的幸福童年。作者“无法回避成绩不佳的事实，因为在数理方面的迟钝，我度过了沉闷的初中生活。”我似乎有个一样的困顿。我本来数学有些天赋，证据是我现在还能解出初中的方程、应用题和平面几何，关键是还有兴趣解题。但到了高二，我的数学明显退步了，是不是与数学老师有关，我是不敢肯定的。于是高考落榜，到了街上补习。那个语文老师首先就建议我改文科，说我文科更有潜质（真有同学理科改文科一年就考上了较好的大学！），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莲花四中这偏僻的乡村中学没有文科班啊！后来我的一个弟弟在莲花中学，问我学什么好。我主张学理科。没有想到，他最后学的专业是“文理兼收”的，才恍然大悟似的说如果当初学文科，可能一帆风顺......但不知从哪一年开始，竟然有了“特长生”——明显文化成绩跟不上了，居然在老师的指导下，可以有“特长”的，魔术一般也上了大学。
当然乡村的孩子少有“特长”，不仅是“技不如人”
，也可能是“钱不如人”。记得小时候，村里有个小姑娘，没有老师教，仅仅听广播就学会了好多歌，唱得不是一般的好啊。一直想如果这孩子出生在城里或新时代，她的“特长”应该会被发掘......
(2025-08-04 08: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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