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由上海运入内地的白银比从内地运到上海的白银还多1391.7万元，但从1930年起，运入上海的白银数量开始超过了运出上海到内地白银数量，约超过956.2万元。1931年,运入上海白银数量仍比运入内地多776.4万元。 大量资金流入上海，上海的银行存款大增。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资金应在生产中实现增值，但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萧条制约了上海大量白银转化为生产力（原因也是上面提及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变大），出现日益严重的流动性过剩，而上海各银行存款膨胀后不得不降低贷款条件，当时在英法租界内如有可靠地产做押款，年息仅七厘至八厘，沉淀在金融体系中的大量过剩资金开始涌向貌似可以保值增值的地产市场。

1930年上海14家银行(其中1家是华资银行)的房地产押款额达12128万银两”,相当于这些银行货物押款的1.48倍。1932年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库中的5000万财产中，房地产占82.63%。钱庄也不示弱，以福康钱庄为例，20世纪20年代该钱庄的房地产抵押放款仅占各种抵押放款总数的20%左右，到30年代，这个比例已占到50%左右。上海房地产总值30多亿元中,“除少数业主及各银行所置产业不需抵押外,其余散户至少占2/3，平均作六成抵押，已需12亿元。” 这些数据都充分地说明了大量资金已流入房地产市场的不争事实。在国外及农村资金大量流向上海，涌进房地产市场之后，上海地产市场就开始了快速攀升的步伐，当时租界给出的估价是：1927年上海公共租界内每亩估价18652两，1930年涨至26909两, 1933年更涨至33877两。

中心地区地价涨幅更大。南京路每亩地价1927年约为7.75万两, 1934年时已达到50万两,六七年间上涨约6倍之多。上海成为全国房地产价格最高的城市。当时广州、天津的最高地价仅相当于上海最高地价的40%和17%。

1934年,白银净流出高达22877.4万元。外国在华银行表现尤为明显，不断输出白银。1933年底外国在华银行存银额约为27566万元，而到1934年底仅剩5467万。大量白银流出，上海立刻陷入了通货紧缩局面。 1934年下半年起，上海地价突然暴跌,房地产买卖一落千丈，交易额只达1931年的7.1%左右，其价格也只及1931年的十分之二三，外国在华房地产公司的股票价格惨跌至票面价的十分之一左右。上海公共租界地价约跌落6亿元，就整个上海市而言，其地价跌落达20亿元之上。大批房地产商包括一些著名外国在华房地产公司纷纷宣告破产，房地产危机导致个人倾家荡产者时有所闻。投机者在房地产市场的损失，很快又通过对金融机构贷款的违约转移到金融机构，酿成一场金融风潮，进而引起不少商业银行倒闭，大量企业破产倒闭，社会矛盾风起云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