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有着赌博的“悠久”传统。据史料记载，赌博早在先秦时期就已较为普遍。到秦汉时期，赌博的种类逐渐增多。至汉代，博戏则已蜕变成“戏而取人财”的活动了。而到了唐宋时期，赌博现象几乎渗入社会各个阶层。明朝中晚期，赌博活动炽盛。晚清赌博之风猖獗，这与当时社会上重利、奢侈消费的世风不无关系。鸦片战争后，一些西洋赌术诸如跑马等引入中国，使中国的赌博活动五花八门、纷繁庞杂。中国人好赌的恶习，绵延数千年不绝。赌博极易造成社会风气急剧败坏、增加了社会动荡，遗患无穷。故此，中国历代政府均颁布了一系列禁赌措施。
        在今天的视野里， 官员境外豪赌成为一道格外刺眼的“风景线”，赌资动辄数以亿计，尤其是赌博与腐败连姻，权钱交易，贪污受贿，严重地败坏了党风、政风。这些参与出境赌博的官员有着相同的特点，公款赌博，或者企业买单；一掷千金，格外“慷慨”。乃至于近年来，美国许多赌场开始将中国大陆的企业老总和政府官员“锁定”为重要客户来源。澳门因为路近更是成为内地官员赌客的首选，每年内地赌客在澳门要输掉十几亿元，其中相当部分是官员输掉的公款。2004年原湖南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述标赴澳豪赌，挪用公款1.2亿元；原中山市实业发展总公司陈满雄夫妇多次去澳门豪赌，共同挪用中行中山分行资金4.27亿元，其中4.15亿元偿还赌债；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广电局局长张小川等人挪用公款2亿多元，其中1亿多元输在了澳门赌场；原延边州交通管理处处长蔡豪文，仅在2003年11月到2004年11月一年间就先后30次出境赌博，一共挥霍公款和企业资金350万元。而在已经落马的官员中，曾经参与出境豪赌的也并不鲜见。因巨额受贿被判死刑的原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曾经17次去澳门赌博，最多一次三天输掉上千万元；同样因巨额受贿被判死缓的原厦门市副市长蓝甫，私自前往香港赌博，也曾经一天输掉350万。
        据统计，每年流失到国外的赌资就达上千亿元人民币，且呈上涨之势。尤其“官赌”危害甚重，借赌敛财；借赌洗钱；以赌沉溺放纵；由赌自毁前程。
　   官员境外豪赌给中国政府乃至整个中国形象带来极大破坏；直接导致巨额国内资金和国有资产外流；与腐败现象互为因果，互滚雪球，对社会造成巨大的腐蚀。干部赌博已经成了腐败的温床：一些干部和私企老板，为个人提拔重用和得到“领导关心”而采用赌博方式行贿；一些基层官员不仅参与社会上的赌博，自己也开设赌场放高利贷。
　     我国是严禁赌博的，《刑法》专门设置了赌博罪，明确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而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以赌博为业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罚金。这次禁赌风暴利剑直指境外赌场、赌博（博彩）公司和赌博网站在我国境内的代理人；代理机构、赌博网站的开办者、维护者；六合彩、赌球赌马等赌博活动的组织者；开设赌场、聚众赌博的组织者；参与赌博的党员领导干部、国家公务员、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一些法学专家表示，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应将完善法律、严格执法和加强制度建设结合起来，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司法解释，严厉惩治党员干部贪污、受贿、索贿、挪用公款等违法犯罪行为。
      很多国家和地区对包括博彩业在内的各类赌博市场管理甚严，而且严禁国家公务员和政府官员参与赌博，政府官员更是休想动用公家的一分钱。 审计、司法、财政联手监视赌场 ，公务员被列入“禁赌名单” ，赌场人员可以举报“豪赌客” ，公务员每年要申报个人收入状况 。  
         在中国，禁赌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障金融安全，防控资金外流所必需；也是反腐倡廉所必需；同时又是净化社会风气，减少违法犯罪，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需。打击赌博，彻底剜掉赌博这一危害社会安全的毒瘤，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绝非一朝一夕，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