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代的到來？還是中國感性的崛起？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代意義

潘璠

二OOO年諾貝爾獎揭曉時，高行健獲獎，議論紛紛，那時候高行健自我放逐於海外，其得獎似乎給中國大陸無情的一擊。那時我尚且在巴黎留學，頗能感受到這股氛圍。時隔十二年，莫言被提名諾貝爾獎，部分人士批判他為紅色作家；只是這次獲獎給了中國滿意答案。

文學本應該超越意識型態，回歸其藝術手法與其精神層面。相較於高行健作品受到更多西方文學手法影響，這位一九五六年出生於山東高密的作家莫言身上，流露出許多中國文學的地方生命力。流暢爽麗的筆調以及幾乎直覺的敘事般的情節，雖有時空跳躍的手法，卻往往氣勢寬闊，直率而簡鍊，簡潔易懂。

西方評論者以「將民間故事、歷史和當代時事以魔幻寫實手法治於一爐」來說明其風格。然而，我們不得不說，過多的西方觀點依然無法詮釋莫言小說中的中國特質，那是使人想起古典章回小說《水滸傳》的直率的生命態度或者《西遊記》的詼諧、諷刺的灑脫感，從中流露出充滿人性的關懷。

瑞典漢學家馬悅然認為莫言是個擅長說故事的人。我們不得不反問，為什麼近代文明失去了敘述自我生命的能力？是不是存在太多觀念與矯飾手法，忽略了直接的生命感受呢？

莫言的小說給予回答。他的小說往往敘述著自身經歷或者聽聞的民族苦難，雖然那是無奈與沈痛的生命史詩。他的著作中，洋溢著民間的樸實生命態度，義無反顧的土地情感與國族精神。從一九八十年代的《紅高樑家族》到二OO四年的《豐乳肥臀》，都是敘述著抗戰或者異族統治下的庶民生活，直接而熱烈。這些人具有庶民的樂天與詼諧的感性，同時也有生死與之的果敢精神。不只如此，他的筆調也還存在人與體制之間的荒繆感，譬如一九八八年的《天堂蒜臺之歌》，對於勞改體制提出批判，具有道德良知與勇氣。

現實與矛盾、詼諧與諷刺、情感與無奈，在他筆下幾乎如同一場敘事詩般，沒有過度修飾，自然流暢。然而這些故事主角幾乎只有面對死亡一路而已。死亡是一切荒謬的歸結。在他筆下，死亡被賦予一種躍動的淒美感受，譬如《天堂蒜臺之歌》當中的主角高馬，「他感覺到自己在騰雲駕霧。突然，他感到自己莫名其妙地栽在雪地上，……一股灼熱的液體從背後噴出來。」莫言認為只有《豐乳肥臀》才足以拍成氣勢磅礡的巨片。在此，生命似乎是一種過剩，「紅槐花和白槐花的悶香像波濤一樣洶湧」，母愛的偉大與宗教的最後救贖成為最光輝的人性描寫。

此次諾貝爾文學獎可說是村上春樹與莫言的對決。在上，村上的《挪威的森林》具有國際性知名度，描繪一九六O年代日本安保運動時期，青年人的疏離感與虛無主義精神。其修辭技法與時代感受難以抹去西方影響。相對於此，莫言的小說，則更多土地人民的悲哀與淒涼，中國近百年來小人物的辛酸卻又熱血沸騰的一面，如同滾滾巨河般流淌。村上小說充滿理性而冷靜的分析性，那是都會人物的無奈；莫言則更多從生命經驗所迸發出的民間精神，故事主角是一般民間人物，相對於廣大中國與龐大人口，這些人的躍動血液無寧是過剩的。

莫言的獲獎意味著華人小說足以超越民族、文化的隔閡，對於華文書寫的未來充滿更多可能性。然而，不論諾貝爾獎頒給誰，人性永遠是其主軸。小說家無時都必須深刻反省面對人間災難的生命態度。二十一世紀的數位化時代，人類彷彿失去真誠的時代感，或許莫言那種真誠面對民族災難的傷痕文學與果敢的生命抉擇的人物形象，可以給我們許多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