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美学”的新生长点
(2012-09-16 13: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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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实际上,国际“大美学观”与中国“大舞蹈观”的相遇,势必将带来更新的融合,将带来崭新的美学生长点。这就需要我们中国舞蹈美学界继续向世界开放,借鉴西方美学的理论成果,植根本土美学的文化资源,从而形成东西美学之间的“视界融合”。
“动作语言”与“语言思维”之间的关系,历来为舞蹈理论所关注,而关注于语言问题的当代欧美分析美学对此做出了非凡贡献。然而,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美学界还是舞蹈学界,对于舞蹈的基本界定都形成了某种共识,也就是使用阿恩海姆的“力场的划破”与苏珊·朗格的“虚幻的空间”说来阐明舞蹈的本质。当中国舞蹈美学界采取格式塔与符号学美学的成果来阐释舞蹈的时候,却忽视了这两种美学理论只是上世纪中叶的旧有美学成果,而整个后半世纪的欧美美学几乎都转向了分析传统,也就是转向了美学与语言的关联。从分析美学视角出发,可以确定“动作作为一门语言”究竟是如何与语言思维相关的。
中国的舞蹈美学界也关注语言问题,但是却往往借用一般语言学的相关成果,比如通过修辞学研究来言说舞蹈理论。然而问题在于,身体话语并没有那么多明确的“语素”可以加以言说。对舞蹈与语言之间对应关系的说明,只能囿于比喻甚至隐喻的意义,这种用语言学来比拟舞蹈学的做法,如何加以拓展时常会遇到瓶颈。其实,与其分析动作语言的“语义学”,不如去探索身体话语的“语用学”。当代分析美学界继承了语用学的思路,将艺术作为一种语用的“述行”活动,这启发舞蹈美学提出“舞蹈语用学”的新方向。舞蹈美学研究走向语用学,这意味着语用学的“说话就是行事”的原则可以翻过来用,动作也是说话、也是一种语用行为,可见“语言思维”是内在于“动作语言”当中的。
舞蹈理论都是以身体作为逻辑起点的,但更准确地说,是以“身体化的动作”与“动作化的身体”作为研究对象的,这就关乎“动作思维”的问题。中国美学家早在上世纪中叶就赋予了动作思维以“历史实践”的内涵,笔者所整理的李泽厚的《60年代手稿》当中有言:“动作是思维的物质承担者即外壳,这也就是思维的最原始的形式的动作思维。它与一般使用工具活动动作的区分就在于,它是从后者中逐渐提取出来,有更少的盲目性和尝试性,有更多的概括性和目的性,从而它已开始成为客观因果联系和规律的主观反映模式”。这就确定了动作思维起源于使用工具的劳动活动,它最初与人类最早的巫术礼仪内在相连,但它的反复与进化形成了一种实践过程,从而最初化成为“象征性的符号结构”。
对于舞蹈的活动而言,“动作思维”与“视觉思维”之间的关联至关重要。“视觉思维”认定视觉就是一种思维方式。按照格式塔心理学的理解,视知觉就是一种“审美直觉心理学”。从表面上看,“动作思维”与“视觉思维”似乎是相互割裂的:动作思维是“做”的,是舞蹈创作时用的;视觉思维则是“看”的,是舞蹈欣赏时用的。但是,在舞蹈活动的过程中,一方面,看舞蹈的过程里也有身体的“内模仿”参与其中,从而形成了一种动作参与的积极思维;另一方面,在跳舞蹈的过程内,视觉内在思维也是起作用的。尽管随着舞者的熟能生巧,视觉控制下降,动觉控制上升,但是舞者内心总具有一种“内视”的功能,这种“观看自己身体”的视觉思维可以操控舞者的姿态与韵律。由此可见,动作思维与视觉思维在舞蹈的创生与欣赏中都是合一的,尽管竟如何统一还需要更多的科学证明。在当代西方美学界,科学主义化的研究思路其实一直在持续,这类的心理学研究还期待着“脑科学”研究的突破。
此外,舞蹈界还存在一个普遍误解:身体美学与舞蹈美学几乎是同一的,但是,舞蹈美学仍是艺术研究,身体美学则是“通过身体”来实施的那种生活化的美学,它关注的是生活语境当中如何运用身体的日常智慧。舞蹈美学将身体作为舞蹈的实施者,而身体美学则将身体作为生活的行动者。由此看来,“舞蹈身体美学”的用法倒更像是同义反复,因为舞蹈就是“舞在”人的身体上,就像艺术来源于生活一样,身体美学其实构成了舞蹈美学的更为广阔的生活景深。
当代舞蹈也展现出一种不断被拓展的姿态,过去总是说杂技是技艺而不是艺术,但是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杂技“肩上芭蕾”却更接近于舞蹈。德国美学家韦尔施也争辩说体育也是艺术,像花样滑冰这样的竞技性体育则一定要吸纳舞蹈的要素。现代城市的“广场舞蹈”之所以有存在价值,也是因为它尚未斩断生活的根基,就像少数民族舞蹈田野调查中所谓“无节(日)无舞(蹈)”一样,广场舞蹈也好似都市大众的娱乐聚会的日常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