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和外公算不上有缘，因为外公去世之后的第二个年头，我才呱呱坠地。懂事之后，我曾经无数次地凝视摆在外婆卧室桌上那个乌木相框里的老人――他的头发有些稀疏，表情很平和，衣服的领口系得严严实实，这一切让我觉得十分神秘。我还看见过一张外公家的全家福，他和外婆并肩坐在正中，脸上带着属于家长的那份责任感，还有一点被仔细掩饰起来的自豪，五个子女围站在四周，加上两个姑爷、还有外孙和外孙女，其乐融融。

    我对外公的了解又不算少。在我成长的岁月里，妈妈曾经多次和我聊起过她的父亲，而且每次回忆起来，总有很多的话要说。外公是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更是个难得的好人，妈妈最后总是这样总结――我这一辈子遇到的所有男人，哪一个也无法和你外公相比。

    外公首先是个孝子。他的母亲守寡多年，有着一身严重的风湿病和一双不揉沙子的眼睛，性格倔强而坚硬。外公和外婆把老人家伺候得无微不至，给了她尽可能多的舒适和权威，直到风风光光地为她送终。

    外公又是个好丈夫。1935年，当时只有19岁的外婆和他喜结良缘，外公属狗，外婆属龙，相书上讲龙狗之间犯六冲，他们夫妻两个人却恩恩爱爱地过了一辈子。据说每当外公下班回来，只要外婆不在家里，他必定会差儿遣女的四处寻找，非等到看见外婆的身影才安心。外公比外婆先走了22年，从我记事起，外婆年年春节必要亲自祭奠，可见他们的感情至深。

    外公更是个好爸爸。在那个年代，他和外婆竟然都是罕见的独生子女，为了不让孩子像自己小时候一样寂寞，夫妻俩生养了六个孩子，三个女孩，三个男孩（不幸的是，第一个男孩在5岁的时候夭折了）。那个时代没有先进的医疗设施，无法在孩子出生之前就探看性别，极其巧合的是，外公家的三个女孩子都是在医院出生，而三个男孩子则都降生在家里的睡床之上。妈妈总是回忆说，外公下班，极少有空手回家的时候，多是拿一些鲜花玩具、书本零食，分给孩子们，看大家叽叽喳喳、欢呼雀跃。若是哪个子女生病，外公必定要四处求医问药，务求尽早恢复健康。我的妈妈两次重病，都是外公竭尽全力，访名医寻偏方，硬是把妈妈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

    外公的一生，受到过两次打击和伤害，一次差点毁了全家的幸福，一次最终伤了他的性命。外公家的祖上曾是塘沽的养船大户，颇有家底，加之他的工作也称心，在保证全家富足生活之余，竟然积攒了一大笔钱。当时，外公计划着全家迁居北京，买一套大宅院，过上更好的日子。他的一个好友得知了这个计划，于是跑到外公面前，说自己愿意承担看房买院的工作，外公竟然就给了他极大的信任，把一干事宜都托付给了他，觉得既省了自己的事，朋友又能从中赚些小钱，皆大欢喜。这里面的往来细节，我妈妈当时还年幼，自然是似懂非懂记不清了，能记得清的就是这个朋友最后耍了个花招，带上我外公那一大笔积蓄，从此人间蒸发，无影无踪了。外公人到了北京方知上了朋友的当，一时间愣在当场。家里人以为外公会去四处找他算账，他却只是长叹一声说：“这是天意啊。想必他也是急着用钱，要不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从此不再提起此事。经过这一场巨大的打击，迁居北京之事自然也就被搁置下来，家里的生活用度虽然没有受到影响，但毕竟元气大伤。

    又过了一段时间，到了1968年，外公在体检中查出直肠上生了一小块息肉。这息肉往远里说，不排除有病变的危险，但眼前还称得上无碍。外公权衡良久，还是担心生出祸端，于是决定尽早手术治疗。那本来是个小手术，说好术后休养一周就能上班，外公谈笑着上了手术台，万万没想到，遇上个实习医生，一刀下去，截坏了直肠，切损了前列腺，手术时间延长又延长，最终躺在病床上推出来的外公，大小便已经改道腹壁，成了半个废人。外公的健康就这么毁于一场医疗事故，家人愤怒地要去和医院算账，外公依然长叹一声说：“这是天意啊。”他已经准确地预见了交涉的结果：医院拒不认账。即使是现在的医疗事故还那么难有结果，何况是文革期间呢？因为精神受了刺激，出院后的外公各方面都大不如前，全凭外婆精心地照料，即使这样，手术后的1974年，外公还是因为肾衰竭去世了，那一年，他只有64岁。

    外公去世之后，外婆和我的大舅同住，我的妈妈和舅姨们都常去探望，我也跟着前往。我童年的很大一部分时光是在南华里度过的，那间院子，那些海棠果、草茉莉、永不疲倦的鸣蝉和雨后的小蘑菇，给了我无数的美好时光。

    从我记事开始，每到大年三十的晚上，外婆都有两件必做的事，一是她要亲自把装有外公照片的乌木相框请到梧桐柜的正中间，然后在照片前依次摆上供品――米饭、苹果、糕点，还有一小杯上好的白酒。二是会把我和表妹、表弟叫到身边，让我们对着乌木相框站成一排。随后，外婆会把几张崭新的纸币拿在手里，对我们说：“给你们的爷爷、外公磕头拜年吧。”

    这件事对我和表妹来说，其实颇有难度。我天生是个大女人性格，即使在不谙世事的孩提时代，要我服软也是难上加难，何况跪地磕头这种极端的表达。而表妹则是一贯内向羞涩，我不肯带头，她也只好站在一旁扭捏。倒是表弟大大咧咧毫不在乎，跪下就把头磕得咚咚直响，于是每次都是他第一个拿到压岁钱，两眼放光地直奔团圆饭的餐桌而去。

    头总是要磕的，无论扭捏还是羞涩，在亲情和金钱的双重感召下，这步程序终归要一丝不苟地履行。外婆在派发压岁钱的时候，永远会说上一句“这是我和你外公（或者爷爷）给你的压岁钱”，年复一年，她的脸上带着满足和伤感，那几张薄薄的钞票，让她和外公保持了某种联系和结合，当我终于明白了这句话上承载的感情，我已经不再拥有领取压岁钱的年龄了。

    1996年的夏天，外婆去世了，享年八十岁。那么恩爱的一对夫妻，在22年的漫长分离之后终又重聚，我想，他们一定会在天堂里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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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

那时我还小，对外婆这些行为不以为意，直到外婆离去，因为思念而开始回顾，我才真切领悟到外婆的可爱与可敬。作为一个家庭妇女，虽然生于大城，外婆生活的圈子依然很小，尤其她的晚年，几乎不怎么出门，但是她对生活的热爱，对爱情的坚贞，对美的欣赏，对生命的尊敬，都成为了我们难以逾越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