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enlian.cixi.gov.cn/picture/0/120618125704344.JPG

人物简介：王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生于新疆石河子市。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后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及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1987年发表小说《冰凉的阳光》，之后有小说《博格达童话》、《红手》、《秋天的男人》、《遥远的阳光》等发表，是当时引人注目的青年小说家之一。1996年写出长篇小说《月亮背面》并再次由《当代》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推出。编剧的影视作品有：电影《甲方乙方》、《天下无贼》，电视剧《月亮背面》。在由《当代》杂志社组织的“长篇小说年度奖”活动中，王刚新作《英格力士》继之前夺得读者评选最佳之后，又成为专家评选的最佳，包揽双奖。 2012年6月，《关关雎鸠》在慈溪获《人民文学》第二届长篇小说双年奖。（图为获奖作者、著名作家王刚发表获奖感言）

面对这样的著名作家，我本来就紧张，加上自己还没来得及细读他的获奖作品，自然更加紧张。接市文联让我采访他的任务时，我正在寺院小住，身边找不到《关关雎鸠》这部书。文联有书，但只能等第二天上午才能拿到手，可我已经没有时间了，因为距约定的第二天晚上采访的时间总共不足30小时了，我只好从网上下载阅读，一切都在匆匆忙忙中，深感自己还没有做好采访的准备，至少准备得很不充分。真人面前不说假，我如实坦白了我的紧张。真没想到，这位名人一点架子都没有，一再给我壮胆：“嗨（笑）！不用紧张，真的不用紧张，我们随便聊聊，你想到什么就问什么，尽管问就是，没关系的。”在他的鼓励下，我顺利地完成了这次访谈。 

我要写一种含蓄静谧的关系让人慢下来 

峻毅：您为什么要写《关关雎鸠》这部小说？

王刚：我作为大学老师，发现现在的大学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学生报考这个专业，实际上对这个专业是没有兴趣的，你讲课在讲这个事，他学也在学这个事，但第一他没有准备，第二他完全没有兴趣，可他还是到这里来上学了。所以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尴尬。我当时在想啊，这种师生关系，那剩下的就是什么呢？老师要帮学生做一些很务实的事，对不对？学生的话呢，也想巴结老师，想要怎么的怎么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有教育以来师生关系最糟糕的时代。现在的大学里，你要是跟学生说热爱某一项东西，那你自己都会觉得很羞耻，就是“热爱”这个词已经不存在了，我觉得这是我写《关关雎鸠》这部小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这些年大学生在校园内自杀的事，发生还是很多的，这也是触发我写这本书的原因。

峻毅：当您写完《关关雎鸠》这部书之后，主观上希望读者怎么来认识和理解闻迅、岳康康和刘元这三个人物？

王刚：我希望吧，即使闻迅这个人有很多很多问题，但他还是有激情有活力，对于很多东西又很敏感。他对于文化抱有一种旧式的态度，显得有一点木，有一点傻。连他的学生都会对他说，你这个人有一点简单，有一些幼稚。其实，他一点都不幼稚，他对于文化是很有情感的，只不过这种情感未被人接受。我还是希望大家能理解这个人。

说说岳康康和闻迅的故事。我不知道慈溪这儿怎么样，但我感觉北京真的是太躁了，我特别渴望有那么一种关系能让人慢下来，能和现如今时尚的符号拉开距离。这种愿望潜藏在人们心底，想要实现的话，几乎是很可笑的，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在这部小说里面所塑造的这一对关系，就是一个很慢的关系。比如，让闻迅在没有约好的情况下就去等岳康康，他就那么等着。你说他这种等究竟有多么直接的意义也很难说，可他那么等着内心就是舒服。写的时候，我还在想，这样一种关系会不会激起人们的反感。但是，小说在《人民文学》连载发表之后，我发现很多读者特别欣赏甚至留恋这种关系。我在书中写到了这样一个细节：闻迅骑着自行车跑到岳康康那里去等她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老头，也不知道在等谁，就坐在那儿。突然老头还跟他说了话，然后，老头又回头唱了一首歌之后自己走了。就是说，实际上在今天，通讯技术特别发达，什么事都似乎可以很直接，但还是需要有一种含蓄的，静谧的关系。所以，谈到岳康康时，我就把她跟闻迅这样地联系到了一起。当然，因为我是一个男人，更多的是从闻迅的视角出发，对于岳康康的这种内心世界，介入的不是特别的多。我觉得写岳康康，其实还是想完成这样一种男女关系。

峻毅：在我的印象里，您并不是写缠绵爱情类的作家，尽管您的《英格力士》和《福布斯咒语》等小说都有很大篇幅描述了爱情故事，那也只是如生活中的点心，绝非主食。读《英格力士》是六、七年以前的事了，但其中有两句“奇迹有时会在爱之后发生”和“真正的伤害永远是在亲人之间发生，往往是以爱的名义”，至今都没有忘记。您的作品最能触及我心灵，阅读后能激发一种深层反思的，还是真实情感，就是那种异化了的真实情感。在我看来，也唯有这种真实且丰厚的情感，才能真正打动人，感染人。未读《关关雎鸠》之前，我紧盯这一书名，以为该是一部纯爱情小说。可当我读完《关关雎鸠》后，深感那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是一部关注当下教育现状的小说，那样的一部小说，却用了“关关雎鸠”这样一个即古典、又充满男女暧昧情感的书名，您能透露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王刚：真的很感谢你还记得《英格力士》和《福布斯咒语》。过去那么多年了，让我感到特别的亲切。《关关雎鸠》这一书名吧，现在回起起来，是这样的：那天，我在大学里参加一个会议，大家吃完早餐，都在酒店外的空场上散步闲聊。我从楼梯上下来，看到有一群女老师站在那里，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她们特别的美好。我和她们也没有什么更多的交道，但是我觉得，这群女人站在那里很美很美。我想，这样一种感觉，拍成一部欧洲电影，让爱情发生在知识分子之间，描写一种很饱满很有激情的关系，那会很不错。那天我就想，下一部书，我会写非常有激情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情感。之后我开车，听到车里正好在播放巴哈的长笛曲，他的长笛曲加重了我对这群女人欣赏的美好感觉，它加强了！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其实常会有莫明其妙的男人对女人不满意，女人对男人不满意，但有时候真的会在一瞬间突然发现，世界上就有那么一群人站在那里很美好。当思考更深的时候，我想到托尔斯泰，他很懂女人，他很善于塑造女人。

考虑书名时，我想到，“关关”是一种鸟叫，就是表达一种爱情，这部书本身就与爱情有关，这是其一。其二，有些事表面上看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好像一个男人在思考多么深刻多么大的问题，但有时候，实际上就是表现给女人看，旁边有女人的鼓舞和暗示等等。我觉得，“关关雎鸠”四个字，在我的理解中，从男人的角度来说，就是想吸引女人的注意，闻迅也是。

我为什么这样安排故事结构 

峻毅：我读完《关关雎鸠》之后，一直在想，您是怎么来营造这个故事环境？我没写过小说，但我知道，一部小说的成功，搭建故事的框架很重要。很想听听您在创作《关关雎鸠》时搭建框架的思路，为我们读者做一个导读吧。

王刚：这就要从刘元这个角色谈起了。刘元和现在很多大学生一样，但在小说结尾，他自杀了。这里面，有一个结构。就是开篇的时候，刘元的爸爸给闻迅送的一袋蘑菇。关于这袋蘑菇，我还想方设法强调了一下，深怕读者会忘掉它。结果到最后，孩子自杀了，闻迅回到家里一看，满房间都是那种小飞虫，寻至源头才发现是刘元他爸爸送的那袋蘑菇。孩子死了，蘑菇腐败生出了很多小飞虫，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结构，这种结构经常用在作曲里面。

小说的另一条线就是闻迅童年时受到的伤害，现出一个一直想向他忏悔的人。开始的时候，我有意把它作为悬疑小说一样去处理，连闻迅自己都觉得是不是自己做错什么事了，为什么有这么一个人老来找他，实际上这个人是他的小学同学谢达，仅仅是为了童年中的一件事来向他忏悔的。可是没有想到，当这个谢达再次到校园来找他的时候，遇上刘元从楼上跳下来，正好砸在谢达的头上，两个人一块儿死了。其实，这个人本来早就得知自己患了癌症。这也是我有意识的对结构的一种处理。

峻毅：读到闻迅与谢达之间的故事，除了感人，更多的是感慨。谢达在身患晚期癌症后向闻迅“忏悔”的一幕，意味深远，您在结构上是如何安排这一情节的？

王刚：其实，这是我童年真实发生的事，但在构建这部书时，我把这个事件做了重新的调整，我总觉得它在这部书里会有意义。至于怎样把它纳入总体结构呢？我在前面先有了伏笔——一个人老是找闻迅。我在前面布置的是一种悬念，读者会想，怎么老是有这样一个人来找闻迅。结果终于在某一时刻，他俩见面了，呈现了在儿时所发生的事，谢达是专程为此来忏悔的，让闻迅特别感动，也感到特别的委屈。其实，这事在闻迅的记忆里早早早早已经很淡薄了，如果不是出现谢达这个人，甚至都可以说已经忘了，但是这种伤害在内心深处其实是忘不了的。我安排了他俩见面，有了谢达向闻迅忏悔，就有了闻迅很感动很委屈这一场景。其实，在结构上，谢达的出现我还有另一个安排，就是让刘元跳楼自杀时砸在他身上。

峻毅：小说中有一个细节我比较喜欢，就是刘元跟踪女老师岳康康。您是怎么想到要穿插这样一个细节的？

王刚：刘元跟踪女老师是这么个情况——其实，我们男人在童年、少年的时候，大多会有这么一种情结，被某个女老师身上散发出来的某种魅力所吸引，我们就会从男孩的角度看到这个女老师身上的一种美，然后就会不由自主地从好感到欣赏，喜欢，敬慕，甚至懵懵懂懂地暗恋。我们在青少年时代大都或多或少有过这种情节，现在的大学生也一样。刘元的行为，算是青春期涉及感情时的一种懵懂吧，这也是一个男孩成长的过程。

峻毅：我在读《关关雎鸠》时，发现您多次以照射的侧光作为场景，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想以镜面的形式，进行旁观角度的描述，以此暗中伏下了您的目的和心路？

王刚：你问到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可能对于某一种画面有一种眷恋吧，它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也说不清。反正我在童年的时候，好像每当阳光到了某个角度的时候，就能让我的心很忧伤。然后，这种情结伴随着我的一生。有的人，他可能是有一些多愁善感，对于某一种光线可能产生一种情调吧。你没有这么说，我自己其实还没有明显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不知不觉的流露。

西方作家在表达自我时常抱有批判和反省 

峻毅：在《关关雎鸠》的叙述里，您频频提到了外国剧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比如品特、尤奈斯库、萧伯纳、奥尼尔、布莱希特、皮兰德娄。您能说说中国小说和西方小说在叙述上有什么具体的不同吗？

王刚：当然，要说不同的话，西方文学比较重视形式的创新，这方面我不想特别地说。我觉得，西方的小说家吧，他们总的说来比较真实，比较老实，比较诚实，不太耍滑头。中国作家小心眼太多，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差别。还真不是什么想象力等问题，我觉得西方作家，他们在作品里面，当进入自己的一些隐私和情感的时候，他们对自己是抱有批评的，不像中国作家在作品里面总有一种自我的夸耀，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差异性。

峻毅：同样是表达自我，但是表达的方式和层面不同，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王刚：对啊！西方作家在表达自我的时候，是真的在表达自我。中国作家在表达自我的时候会包装得很好，呈现出一个美好的自我。西方作家不会这样，西方作家在出现自我的时候，大多在分析，在批判，在反省，而这些正是中国作家特别欠缺的。

峻毅：王老师，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您在构建长篇小说时，与构建中短篇小说时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王刚：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写中篇小说了，还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过一个中篇。长篇和中篇的结构肯定不同，短篇小说就更是不一样了。怎么说呢，短篇小说大多采用单线贯穿的方式，而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都需要写人物的命运，而且都应该写出人物的命运和相对复杂的人物的性格，但我感觉中篇小说还只是一个横断面，它会把某一个断面推到一个极致，但它多少还有点含蓄，有点放不开，对故事的启承转合并不那么关注。

峻毅：是不是如方方老师在她的演讲里提到的，写中篇有点不过瘾的意思？

王刚：是！方方这样说也很对，就是有点不过瘾。记得毕淑敏曾和我说过，意思是，写中篇小说的时候吧，这个作家好像还穿着衣服；到了写长篇小说的时候就像脱光了，全裸了。总的来说，长篇小说其实是一个作家最综合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