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过拉美“爆炸文学”主力作家多诺索的一篇文章，他介绍说当今世界文学大师中除了马尔克斯等少数作家之外，大部分优秀作家的生活都相当清贫，甚至在贫困线以下。相比较而言，中国作家的日子无论如何要好过些。

中国好作家（我严格区分了作家的文学品质，攀附权力成为既得利益者的和御用文人不算在内）的日子大部分时间是处于贫困线以上的，基本过得去。但写作终究不是明星事业，它的存在就是为了给明星和富有做一种现实性陪衬。如果一个写作者不甘心如此，出路还是很多的。写作者毕竟比常人多出些技能和手段，只要操作得当，成为明星并不难于蹬蜀道上青天。 问题只在于这个过程不可避免要损失和丢弃写作的良心。

说起天才艺术家，我们都会想到凡高、高更、晚年的伦勃朗和俄罗斯“巡回画展派”的衣食之窘；在古代中国有绕城踏步取暖的吴敬梓和贫困之死的杜甫，当代中国有了一位四十二岁便英年早逝的路遥。如果说到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有年轻的郁达夫和萧红。 其实这没什么大不了。人总要死，三十岁八十岁都免不了死。死人这件事本身很平常，不平常之处是生命的社会价值出现了反差。我们心疼路遥心疼高更心疼萧红，是因为我们以为这些人的生命更有价值，大家都觉得有用的东西总该存在的长久一些才好。问题是从生命本身的意义讲，三岁儿童的夭折和百岁老妪的寿终正寝都是人类的损失，它都证明了人类整体的脆弱和渺小。任何一种职业都不能提高或降低生命对个人的价值，艺术大师也罢，拾破烂的老头也罢，在生存和死亡的尺度上是对等的，天堂和地狱同时对他们洞开，谁都说不好自己会进哪个门。约翰·唐恩有诗说：“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

说到生命价值，生命个体的价值只对他自己和亲近的人产生意义，和社会的评价没有关系。比如路遥的早逝不会给世界带来变更，只有他的亲人和爱他的人才会有真实可靠的内心悲伤。其他的人，伤心来伤心去、说东说西最终还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活着的庆幸。说得更刻薄些，没有谁愿意跟着死者进火化炉子，死者的亲人包括爱死者的人也还会很努力地活下去并且努力活得更好。说那是对死者尊重是对死者最大的安慰，胡扯淡！ 我的意思是说：生死不是平常事但只能是平常事，有人死了你还活着不是罪过，但过分去寻找这个那个活着的理由说服自己还说服别人，这种人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还想，在人们感慨唏嘘咿哩哇啦的时候，死去的人不见得在那边活得吃力。

我猜测，高更路遥吴敬梓虽生年吃了很多苦，但高更安息，吴敬梓安息。路遥呢？路遥也安息。说起来也简单，他们清楚自己一生善待同类也善待这个世界。 无论怎样，这些人确实不该贫困，但他们贫困。

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比如时代变化着，人们正处在毁灭旧传统而新传统无从建设的时期，正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有钱就是草头王——理想和信仰让位于现世享乐已经成为群体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