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姜汉忠

今天清晨三点半左右，我家楼下突然响起了鞭炮声。一开始，我琢磨着三五分钟还不放完了，可没成想，这一下子就连着放了将近二十分钟——我估计这大概是一千响的，否则怎么可能有这么久呢？

我想在我家附近居住的人，估计有不少人都被吵醒了，而且是最佳睡眠时间给吵醒了。一个人睡得正沉的时候给吵醒了说不定有多气恼。不仅如此，楼下放鞭炮那厮还找了一个影响时间最长的鞭炮，估计是为了让附近几千人甚至上万人跟着沾光。

如今这个社会越来越讲究个性，而个性发展已经到了一种在某种程度上让很多人无法忍受的地步。不是个性本身有问题，而是这种个性是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的。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也许是我大惊小怪，多少年来一直强调的中华民族的美德——谦恭礼让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一个人半夜睡不着觉，你可以干点儿你喜欢但是不影响他人的事情。现在似乎不是这样，新一代人什么都是新的，连在社会中生活原则都是新的——只要我合适就行，别人的利益不论因为我损失多大都没关系。走在路上，正好赶上刮风，跟我擦肩而过的一个漂亮女士一口唾沫喷了出来，余波正中我的脸上；用了人家不给稿费，好不容易给汇过来了，还把名字写错了，你让他重新汇，他说了一大堆理由，这样做似乎是理所当然；餐厅吃饭，前面的家伙盛排骨，盛了满满一大盘才住手——估计是这辈子第一次吃排骨，后来的一溜人只好喝排骨汤；吃完饭往楼上走，碰到两个人在楼梯中间闲聊，我站在那里说一声“对不起”，对方一动不动。

我国过去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是道德，或者是一种被绝大多数人追求的信仰，因而社会秩序的维护靠的是公民的自觉。西方国家则不同，人家靠的是法制，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靠的是法制强加给公民的强迫。如今我们国家的人价值观多样化，道德水准已不是观察一个人的唯一标准，信仰更不是全体公民一元化。结果怎么样呢？约束人的道德淡化了、信仰也不那么刚性了，取而代之的法律却没有硬起来。就拿燃放鞭炮来说，你可以燃放，但是要按照政府规定的时间燃放，不能自己想什么时候放就什么时候放。我家附近前几天就开始放，即便到了法定许可的时间也不能肆无忌惮，想放多大威力的就放多大威力的。面对这种不自觉的行为，我们的管理又不可能做到每一个人身后站着一个警察，于是就出现了很多前面提到的问题。

前几天，网上有一篇报告，说中国在本世纪末成为发达国家的概率为百分之四。报告说，妨碍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短板”是制度。概率算得对不对且不说，这个“短板”我想说得还是有几分道理。我们的制度建设还没有达到与一个国家现代化努力相匹配的程度，制度建设，包括法制建设不到位，即便硬件达到了，那种发达也是有缺陷的，甚至是不完全的，或者说不算发达。

我看眼下要紧的是强化法制，有法必依与执法必严，然而更重要的是让全国多数公民内心形成一种对法制敬畏的心理——不论是普通人还是执法人。只有这样，我们这个社会才能有秩序地发展，从而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发达国家。

二〇一〇年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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