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青年报》在第四版“青春热线”栏目中刊登了几篇文章，讨论办公室中的逢场作戏问题。这个事情我不想讨论，因为办公室本身就是一个“公共场所”，公共场所中逢场作戏再正常不过了。不过有一篇文章中有几句话我觉得写得倒还真实。为把事情说清楚，我还是把文章的大致脉络交待一下。

宋哥星期五要去广播电台做节目。周围的同事小李、小韩跟“我”七嘴八舌提起建议来，其中最具体的就是让宋哥请电台主持人开通“热线电话”。“我”们几个信誓旦旦地表示，到时候一定会给热线打电话。于是宋哥当场给电台打电话，询问频率以及热线电话的号码。做节目那天，“我”们还跟宋哥相约热线上见。下班回到家过了一会儿才想起热线的事情，感情“我”家没有收音机，也没有任何别的能收音设备。看到别人的手机能当收音机用，就以为“我”的手机也行，结果根本不灵。这还不够，我还忘了节目进行的时间，记着电台波段和热线电话号码的纸条“我”也没带回来。慌乱之下，“我”给小李发短信，小李正在给次日出差的老公准备行李——她也没把纸条带回来。给小韩发消息，他正在参加一个饭局，热线的事情也早就忘得一干二净。周一上班，宋哥说了一句“你们几个太滑头，逢场作戏！”。宋哥的一锤定音让“我”很难过，也很尴尬。实际上，“我”并非逢场作戏，只不过是因为当时群情振奋，气氛感染了“我”，让“我”没多想就许下了诺言。然而，一旦脱离了那个环境，拍胸脯答应的事情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大凡在社会上闯荡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历，激动之时承诺的事情经常是无法兑现的。我认识一个同行朋友。有一次，几个同行在网上一起聊天，这个朋友突然提出搞一次聚会，结果这一下子把大家伙的情绪调动起来了。讨论的结果是，大家在下星期三晚上六点某个地方见面。结果到了这个星期三下午，提倡议的朋友说晚上还要搞一个书的策划方案参加不了聚会。我就说还是尽量去吧，答应的事情不兑现不好，况且你还是这次活动的发起人。等我准时到达的时候，只有一个年轻人来聚会。这个聚会到最后也仅仅是我们俩人，有一个朋友给我发短信说来不了，其他人莫名其妙都没来。第二天一问，有的人因为发起人不参加，自己也没参加，尽管距离聚会地点仅有一步之遥。还有一次，我跟另一个同行去这个朋友那里拜访，这个朋友说，九月份国际书展在她家乡举行，到时候她请我们吃饭。等到书展举行的时候，我这个实在人还真给她打了电话，问她在不在展场附近，忙不忙，暗示对方作出过的承诺。对方说在是在，不过很忙，答应的事情早就忘到九霄云外了。

实际上，承诺也是多种多样。有的承诺真可以说是信誓旦旦，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不用别人提醒，更不用他人催促，到时候准把诺言兑现。这种承诺是建立在冷静思考与判断的基础上的，实现起来自然不是问题。有的承诺则不同，完全是为了面子，即便做不到也要答应下来，否则生怕人家看不起。可是到了关键时刻，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去履行自己的诺言。我管这种情况叫能力不济型。还有情急之下，什么话都敢说，什么诺言都能许。心潮一旦不再澎湃，履行诺言的动力就少了一大半，这个时候即便想着自己答应的事情，也没心思去做了。这应该是情绪激动型的。我想，本文开始引用的那个报道以及我个人的经历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

出现这两种情况的人不一定有什么坏心眼儿，更不会是什么逢场作戏。他们这样做无非是想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以便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可是，他们有一点忘记了，诺言许下容易，可是一旦无法履行，其结果不仅不能实现其初衷，弄不好对其原有的一点好感也会荡然无存。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是要不得的。最好的办法还是实事求是。对此我是深有体会的。

许多年来，我结交的朋友很多，彼此之间的友谊也很深厚。可是我从来不轻易许诺，决不承诺一些自身能力或者自己的心情不允许的事情。就是对方不高兴，我也不会那么做，因为一旦我兑现不了，我可能会让我的朋友更不高兴，甚至会失去已经建立起来的友谊。有的时候碍于朋友面子，我也答应一些事情，但是绝对不是满口应承，相反是很有分寸的，比如我帮你问问，或者我试试看——因为我实在没有机会或者很少有机会实现我的诺言。有的时候，我能做到的事情反而不去许诺，而是静悄悄地给做了。这样做也许对方还会收到一个惊喜。前几天我在哈尔滨认识几个同行，饭桌上大家谈得热火朝天，免不了要相互做一些许诺，比如寄送自己出版的图书。也许送十本二十本两本书在人家权限之内，小菜一碟，对我而言则不行，所以我不敢满口应承。再说，即便我有这个权力，我还说不好到时候我有没有这个心情呢，万一没有呢，这不是说话不算数吗？

说到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我只能用自己愿意或者做得到的方式来交往，来回报人家的友情。就像我刚从哈尔滨回来就写了一篇《哈尔滨人三印象》一般，我既然有这种感受，我既然能够写出来，我就写出来吧。就是这样的事情，我也没有当面告诉人家。我还是喜欢给人家一个惊喜，一个实实在在的印象。

二○○九年元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