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多半是苦的，吃起来很不得劲，建设性的意见常常不招人待见，可是对你的将来却大有好处。道理是这样，可是真到了关键时刻，能听取他人意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从谏如流与否对一个人特别是对一个政治家来说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宏图大业能否完成，甚至关系到很多人的生死存亡。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不可谓不多。最近我读历史，读到东汉末年时期，有两个人物对待意见的表现给了我不小的启示。

袁绍，看过小说《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那家伙家庭背景可是了得，“汝阳袁氏”乃东汉时期名震一方的世家大族。公元一九○年，袁绍从渤海起兵，与其他十几路诸侯一起讨伐董卓，袁绍被推举为盟主。袁绍当时手下有数万之众，而且不乏得力的谋士。然而袁绍不仅才疏学浅，而且刚愎自用。他不听谋士田丰的劝谏，失去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好时机。曹操自封为大将军，假借汉献帝的名义封袁绍为太尉。听到这消息，他的怒火一下子给点燃了，不仅不接受曹操的“恩赐”，反而开始了与曹操的征战。这时，田丰又提出稳打稳扎的持久战略，这位袁绍则非要南征不可。公元二○○年，曹操向东攻击刘备、准备一举拿下徐州的时候，田丰提出“今举军而袭其后，可一往而定”的夺取许都之计，袁绍以儿子生病为由拒绝出战，结果再次失去了取胜的良机。官渡之战的时候，锲而不舍的田丰又提出据险固守、分兵抄掠的疲敌策略，袁绍还是不听，甚至以涣散军心的罪名将田丰打入大狱。官渡之战失败，袁绍带领残兵败将逃回河北。面对部将，他不思悔恨，反而说什么“吾不用田丰言，必为所笑”。仅仅为了面子，他就把一个忠贞不二、敢于提出意见而且是提正确意见的谋士给杀了。

提意见的人掉脑袋在封建时代是司空见惯的，即使在今天，提意见——即便意见正确——遭报复也是很常见的。在袁绍之流看来，面子是第一位的，为了面子打死也不能承认自己有错。他们以为弄掉一两个人不算什么，一个人倒下来还可以得到他人的辅佐，这话不假。不过接下来辅佐他们的只有郭图一类的小人了。袁绍本来手下有好几个出色的谋士，像郭嘉、许攸、沮授，结果呢？跑的跑，死的死。您说他能不失败吗？

可是曹操就不同了。官渡之战之后没过一年，袁绍死了，他的两个儿子袁熙和袁尚逃到了今天内蒙东部的乌桓。公元二○七年，曹操召集文武大臣商议北征乌桓计划，没想到有人给他泼了一瓢冷水，——“袁氏兄弟如丧家之犬，乌桓不会为他们所用。我们兴师动众，远出塞北，如果荆州刘表在刘备的帮助下趁机袭击许昌，岂不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忧吗？”可是谋士郭嘉——此人原先效力于袁绍——的一番话又让曹操有了主意，于是曹操决定还是北征乌桓，为统一全国奠定基础。曹操部队历尽千辛万苦，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大败乌桓，迫使乌桓杀了袁氏兄弟举手投降。当时“天寒且旱，二百里无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八丈方得水”。曹操为彻底根除北方后患可是下了大功夫。凯旋之日，曹操举行庆功宴，论功行赏。他让人搞一个名单来，看看都是谁在出征前阻止他来的。这一下可把那些提过不同意见的文武大臣吓坏了，以为丞相要惩治他们。可是等他们齐集帐下等候曹操责罚时，曹操却和颜悦色地说：“这次出兵虽然一举成功，不能按照常规来看待。可以说是侥幸取胜啊！诸位反对北征确是万全之策，是为国家所想，理应受到奖赏。”最后，曹操还要求部下以后再碰到这类情况“勿难言之，”有意见照提不误。曹操一一奖赏了他们。如果那个时候有电视录像的话，当时的场面一定是很有戏剧性的，众臣先是一惊，然后是掌声雷动。

曹操的做法确实不同凡响。没听劝告做错了承认有错已属不易——有人还做不到呢。没听劝告胜利了却反省自己，甚至找出“侥幸”的理由作为论据来作自我批评，那更是令人大跌眼镜。这样的人最后不成功，谁能成功呢？

古往今来，成大事者多从谏如流。不论是什么样的人，不论是多有才干的领导，眼光、判断等等总是有局限性的，都需要他人辅佐。正是这个原因，从谏如流便成了许多成大事者一定具有的品质，尤其是在创业或者打天下过程中更是如此。

不过，谁也保证不了一个人今天能够接受谏言，明天、后天依然能接受劝告。能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仅取决于他所处的环境，更与周围的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倘若周围的人都是一群蝇营狗苟的小人，中心人物恐怕也很难放下身段听取逆耳忠言。敢于谏言与从谏如流互为依存，缺少哪一个都是不行的。还有一点需要指出，所谓“如流”说的是要广开言路，但是广开言路并不意味着什么事情都听属下的。《沙家浜》里有一句话说得好，枪把子在您手里，主意您自己拿。

二○○八年十二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