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过去二十多天了，现在除了抢险、安置灾民以外，最重要的是对遇险人员进行救治，救治不仅包括外伤的处理，也包括心理上的疏导。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对受灾人员进行心理救助的报道很多，方法也讲了不少，更有心理学家等人员亲自前往灾区解决问题。不论是采用什么办法，其主要思路依然是疏导。难道除了疏导就没有别的办法吗？正好，美国《趣味科学》网站发了一则报道，说不定能给人们一些启发。

有一项最新发现似乎跟以往人们普遍接受的健康理念大相径庭，那就是在经历集体性创伤事件之后，如果将自己的想法和感受隐藏起来，不会有什么问题。所谓集体创伤事件包括校园枪击、恐怖袭击，要我看大地震这样的涉及数百万人的事件理所当然应该包括在内。

此次研究的主要撰稿入、美国布法罗大学心理学家马克·西里说，事实上，在此类事件发生后不倾诉自己感受的人也许比那些倾诉的人过得更好。西里研究了那些感受到灾难、但是没有失去亲友的人在集体性创伤事件中受到的心理和身体影响。西里说：“其他集体性创伤事件与“九·一一”事件共同之处在于过多地暴露在了媒体的密集报道中，尽管其中一些人没有蒙受直接损失。我们有理由相信对那次事件的研究成果可以推广到其他事件。”

他认为，人们不应把他的研究成果理解为“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是有害的”，或者说“那些想要倾诉的人不该那么做”。他告诫我们要牢牢记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应对方式。刚刚经历了集体性创伤事件的人若是不想倾诉想法与感受，应该视为一种非常健康的做法。   

受访者有机会在灾难发生当天或者数天后倾诉他们的想法和感受。接着，研究人员对那些选择倾诉与选择不倾诉者的情况一一作了对比，其中包括创伤后压力症状、身体状况和痛苦程度。研究人员表示，如果倾诉很有必要这一假设成立，如果选择不表达自己感情会导致心理压抑或其他症状，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后，选择不倾诉的人就更可能出现心理和身体上的负面症状。西里说：“我们的发现却恰恰相反——选择不倾诉的人比倾诉的人过得更好。” 不仅如此，研究人员单独研究倾诉人群时测试了他们受影响时间的长短，结果发现了同样的规律。倾诉多的人比倾诉少的人过得差。 

无独有偶。前几天我看到《中国青年报》刊登一篇署名“唐山孤儿”的来信。信中说，唐山地震中他失去了五位亲人，有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和哥哥。一个星期以后，十二岁的他被北京的亲戚收养。他说：“在那个年代我被好心的人们包围着，一次一次地回答着他们好奇而又让我痛苦无比的问题：当时我是怎么被救的？地震的场面是怎样的？我爸爸、妈妈怎么死的？之后，我还被学校拉去做报告。在那个我最痛苦的时候，念着别人给我写的发言稿，一遍一遍高喊着‘感谢’！”其实，那个时候，他心里最想喊的是“爸爸妈妈，我害怕！我好想你们！让我跟你们在一起吧！”可是，没有人理睬、安慰他，有的只是被无数个学校拉去做报告。做作报告的时候，他不敢对任何人说，他想他的爸爸和妈妈。最痛苦的莫过于，白天装幸福，晚上躲在被窝一遍一遍叫着自己的爸爸、妈妈，无数次的询问让他夜里做梦、哭泣。

这封来信告诉了我们什么？在你不会以妥当的方法安慰死里逃生的人的时候，还不如让他们将一切埋藏在心里，也许这样会对他们，尤其是那些年龄幼小的孩子，好一些。这就好比伤口好不容易才长上，可是还没完全好的时候，你就给它揭开了，看看长得怎么样，是不是需要重新处理。你的动机是好的，可是你的办法是愚蠢的。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会加重患者的痛苦，说不定还会给当事人留下终生都无法摆脱的后遗症。

美国科学家的研究只是刚刚开始，而我举的例子也只有一个，还不能说有多大的说服力，还不能证明大灾之后或者突然事件之后将伤痛隐藏起来一定就比向人倾诉好。尽管如此，有一点却是不容怀疑的，那就是当你对伤者的安慰不得法的时候，当你还不足以找到事实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方法的时候，你最好还是闭上嘴巴，让人家沉默一会儿。彼时彼刻，这也许是对人家的最好安慰，也是最好的帮助。

二○○八年六月七日

《安慰心灵创伤的十大窍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