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月开始，美国洛杉矶好莱坞的编剧开始罢工，持续时间长达两个多月，诉求就是提高版税收入。好莱坞编剧罢工结束也就半个月，太平洋彼岸的中国编剧就如法炮制，站起身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在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主办的一个编剧维权大会上，九十二位编剧发表了一项维权声明。声明宣称：“中国编剧在经历了无数次被侵害后，不能再沉默，该愤怒了，要郑重地要求属于自己的权益。”

到网上搜索一下，编剧、制作方以及编剧与原作品作者之间的纠纷时有发生。远的不说，仅最近半年就发现好几起这样的案子或者争执。电视连续剧《逐日英雄》完成一年，编剧李晓军便因剧本改动过大而将制作方告上法庭。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去年十月受理了此案。不过，宣判与否却不得而知。陆川导演的《可可西里》被一纪录片导演控告抄袭，制作方遭到巨额索赔。事情闹了一年多，日前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进行二审。许鞍华导演的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在全国公映。然而原作品《姨妈》及其作者燕燕却极少提及。燕燕对此极为不满，而该电影的编剧却说电影只是取材而不是改编于小说。好在小说作者心态很平和，并不准备诉诸法律。

上面提到的仅仅是见诸报端的几件。那些有了争议、侵权而没有提起诉讼的或者虽然进入法律程序，一切都是悄俏进行的也是存在的。法院判决之前，旁观者好像并不好说什么，更不能妄下断语。实际上，从我的经验看，这类官司很多情况下没有那么复杂，是非曲直，谁对谁错，很容易搞清楚。之所以很多公司要闹到法院去，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法制观念的淡薄，视侵权为儿戏。影视界我不很清楚，图书出版界我是清楚得很。不少人做事的逻辑是，决定出版之后才想起来解决著作权问题，有的人则对著作权问题不闻不问。换句话说，权利归属是个松紧带，不妨碍我手脚的时候，我就尊重你一下；一旦妨碍了我，那就一边去。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心态，我经常听到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著作权的问题解决不了怎么办？”实际上，解决著作权问题是必不可少的前提。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谈得上别的事情。如今我们国人当中许多人的思维是倒置的，而且一时半会儿还扳不过来。

在这种情况下，权利人要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其难度可想而知——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呀。遇到这种情况权利人应该怎么办呢？恐怕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防患于未然，而且是以一种很专业的操作方式处理预防工作。疾病尚且能够预防，何况侵权乎？未雨绸缪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你要精通著作权法以及国家的相关法律。你还要了解影视行业的自身特点与要求。你还要具备相关工作的丰富经验。作为影视界的当事人，不论是编剧还是导演抑或是制片人，恐怕谁也没有那个精力来研究这个问题。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所有涉及经济市场的行为最好通过律师进行。如果没有律师，也要请具备这方面知识与经验的著作权代理人来把关。

专业人员就像医生一样，提前说明影视剧合作中会出现什么问题？什么地方会被忽视？什么地方容易发生纠纷？发生纠纷怎么办？当然，仅仅指出“风险”还不够，还要有足够的措施帮你防范。防范风险的目的不言自明，那就是尽最大努力减少可能发生的种种损失。减少损失意味着增加经济效益。实际上，增加经济效益仅仅是一个方面，更大的好处在于让你减少烦恼，集中精力搞创作。可以设想，如果一个人整天为官司或者纠纷所缠绕，还怎么可能要创作的灵感与激情，还怎么可能搞出好作品？

总而言之，编剧维权不能靠声明，也不能靠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更不能靠合作方主动配合，而要靠自己的法意意识，靠专业人员的高质量专业服务。好莱坞罢工的编剧最终还好回到合同的谈判上。中国的编剧也是如此。只要防范措施到位，只要合同条款保护严谨而又具备可操作性，损失就会减少很多。谓予不信，请君试之。

　　　　　　　　　　　　　　　二○○八年三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