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规模开展对外版权贸易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除了我国的台湾和香港之外，还有不少国家和地区与我们有业务往来。然而，最令我们为之一振的还是周边国家，不仅引进品种多，输出品种也占总额的很大一部分。日本与我国开展版权贸易比较早，每年北京国际书展都会吸引大批日本参展商参加。在过去几年中，日本始终是中国引进和输出版权的大户，在亚洲近邻中坐头把交椅。这与中日两国的贸易水平有一定关系。韩国并非是与我国开展版权贸易最早的邻国，但是发展速度却是前所未有的。不论是引进还是输出都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对此，笔者想借此机会多说几句。
　　一个是韩国出版商和版权代理商对中国大陆的市场日趋重视。可以说，我们这里举行的任何一个比较有规模的展会他们都会来参加，尤以每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为最，阵容强大不说，活动也十分频繁。不仅如此，就连我们的所谓“二渠道”的订货会，他们都有人来参加。在这一点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韩国某些专业人士对我们图书市场的了解也大大多于我们。有的出版商平时也派人来北京等一些文化比较发达的大城市与作者沟通、约稿。笔者有不少韩国朋友，他们就是这样，到北京来除了参加展会就是去书店选书。殊不知，这其中不少人都是在中国学习的中文，不仅语言上没有障碍，而且环境也很熟悉。他们这样做不仅有助于选到适合于韩国市场的图书，而且还为他们了解中国图书市场的发展变化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即使不懂中文也没关系，他们可以聘请精通韩国文的中国人为他们工作。最令笔者震惊的是他们的情报十分及时而又准确。我们这里刚刚出版一本书，也许我们国内的很多人还不知道，远在韩国的他们却一清二楚，而且联系作者的效率比我们还高。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从韩国引进版权的费用越来越高，著作权使用费的费率也快速攀升。四五年以前，从韩国引进一本书顶多是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现在可不得了，有时候能达到百分之十，甚至更多。相形之下，我们对韩国的情况又掌握多少呢？由于语言上存在障碍，我们很少派人到韩国参加书展，更不用说去韩国书店了解情况，直接与韩国作者直接沟通就更不可能。再者说，我们向韩国输出的图书品种十分有限，除了汉语教学用书以外就是翻炒古代智慧的图书，其他品种只能是“偶尔露峥嵘”。从价格上讲，也是逐渐走低，与从韩国引进图书形成强烈反差。
　　与我们开展版权贸易的周边国家还有泰国、印度以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由于这些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虽然这种开始的时间很早，可是规模并不是很大。比如新加坡虽然有不少华人，但是英国文化的影响却很深刻，因而与中国相比差别较大。印度也是这种情况。这种差异使得双方版权贸易难以达到一定规模。泰国近几年从中国引进一批图书，主要是文学作品，包括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笔者目前就在与泰国一家出版商洽谈版权输出事项。从最近一两年看，有一个国家值得注意，那就是越南。
　　早几年，除了极少数有政治任务的出版与越南相关出版社有来往之外，中越两国出版界的交往基本上是空白。然而，近年来越南到中国学习语言的学生越来越多。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双方的相互了解。以前，也有越南出版到北京来参加国际书展，但是从来没有展位。去年情况不同了，越南破天荒地在北京国际书展上设了展位，成为六个新增国家中唯一一个周边国家。北京书展前后，就有若干家越南出版社与中国出版社联系业务。目前越南对中国图书的兴趣首先集中在成人文学。按照越南的习惯，我们那种青春文学在他们那里属于儿童阅读的作品，市场很小。然而，由于越南版权保护还不够完善，相当一部分中国作家对越南出版商伸出来的橄榄枝望而却步。还有，虽然越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六百美元，但是购买力还是偏低。直到今天还有一些越南出版社希望中国的权利人无偿赠送版权。可见，在现阶段我们的著作权人对越南市场不可抱有太高的期望。不过，笔者以为，虽然现在与越南搞贸易经济收益有限，但是却是一个抢占先机的天赐良机。据墨西哥媒体报道，去年越南的经济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八，情况与中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非常相似。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增强，其市场潜力不可小觑——那是一个拥有八千三百万人口的国家。
　　从以上情况来看，图书版权贸易属于文化交流，而交流起来最容易的是文化相近的国家。也正是这个原因，笔者以为，与其盯着西方大国，不如花些工夫做作周边国家的工作，一来是文化接近容易沟通，二来是来往方便易于交流。如果措施得当，也许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六年二月十日
　　　　　　　　 　　（原载二○○六年二月十六日《中国新闻出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