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成语解读之一百二十七——各从其志

各从其志，语出《史记·伯夷列传》。意思是各人都各依自己的志愿、意向行事。

《史记·伯夷列传》篇曰：“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史记·伯夷列传》篇中说道：“孔子说：‘道路宗旨不同的人，不可能为对方出什么主意。’也只是各自遵照各自的志向罢了。所以他说：‘富贵如果可以凭着手段求得，那么即使让我去给人赶马车的事，我也去干；如果富贵不能随便求得，那么我还是按照我本来的思想情趣去做。“天寒，才知道松柏是最后落叶的。” 当整个社会都污浊黑暗的时候，高洁清廉的人就显现出来了。不就是因为他们把道德操守看得如此重，所以才把穷困以至于生死看得如此轻吗？”

司马迁把《伯夷列传》放在《史记》七十列传之首。虽是传记，但叙述史实的部分仅二百二十字，就是这二百二十字，也存在极大的可疑。它倒是一篇被后代学者称为“势极曲折，超玄入妙” 的第一等抒情文字。这篇传的传主伯夷是司马迁在先秦诸子书，尤其是在《庄子》各篇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但《庄子》不是一部纪实的作品，说得恍惚迷离。清代梁玉绳列出了十条证据，得出结论称： “《伯夷列传》所载俱非也。”既然如此，司马迁为什么还要为这样一个 “子虚乌有” 的人物立传，而且吟咏再三、感慨系之呢？很显然，他要借这两个人物立自己的 “一家之言”。还是引用《太史公自序》中的原话吧。司马迁是这样说明自己的写作目的的：“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 《伯夷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