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力度不断加大，官员因问责而“下马”的现象正在不断增多。这些被问责官员的出路、安排问题更是引人瞩目，最近悄悄复出的一大批“问题官员”更是引发了舆论界对问责制的讨论。   
　　有的人在担心网友过于敏感，他们过激的口诛笔伐容易让政府屈从民意，对一些官员造成伤害。但如果制度本身不存在问题、如果问责和复出都是在阳光下按程序进行的，那么为何会招致公众的疑虑甚至愤怒呢？如果官员没有面对舆论压力的勇气，那么还不如老老实实的下来算了，背后的猫腻总是会被拆穿的。
　　在问责制实施过程中，省部级高官的自我问责，大多是受到好评的。但当问责在下面执行时，总会变了形走了样，因此大部分事件都有网友的参与，都成了官民博弈的结果，都经历了公众和政府相关部门的讨价还价。官方处理的价格大多数时候都让民众感到不满意，于是他们就集体砍价，官方迫于压力，回去修订方案，如此反复，群众满意后买卖才算成交。在这样的讨价还价中，官方本应该摸清市场行情，按市场规律办事，及时改进已经过时的制度和政策，但在下一次的博弈中，这样的场景依然上演。许多官员感到委屈，也有许多人为这些官员抱屈，但群众针对的不是某个人，而且你所做的事和你所背靠的制度。
　　任何制度都要经历一个不断修正达到完善的过程。民众对官方处置结果的砍价就是为了推动它的进步，然而许多时候，在汹汹民意面前，官方想到的只是如何应付过去，因而也就带来了一些丢卒保车的问责秀，甚至有些时候不惜屈从民意，先把一些责任人拿下，然后再悄悄地扶上来。于是原本为民问责的机制，演变成了保护官员的一种机制，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就变异了。这并不是说民意错了，而是官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官方不敢或者不愿把相关程序公开，民众的穷追猛打是必要的。
　　诚然，在一些问责事件中，有些官员成了应付民意的牺牲品，一些复出官员因为有才而被重新起用。但问题是，一个官员是否有才、是否有德，是谁来评定，肯定不能只是某些官员的伯乐相马式行为，而要给予民众更大的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干部的任用、问责和复出必须法制化，这个过程没有公众的参与，政府的某些官员是不愿意主动提出来进行改进的。
　　有人常常对一些被问责的有才官员抱以同情，为他们牺牲在民意下叫屈。但既然被问责，必然是他做得事情没有让人民群众满意、必然是他做错了一些事情，那么他承担责任是应该的。他们所犯的过失绝对不是仅仅损害了某几个群众的利益，我们没有因为一些罪犯有才而放他出来，为什么会因为害怕浪费人才而起用这些官员呢，难道真得没有人能够顶替他的岗位和职责。即使真的给予他们一个复出的机会，也要有理有据按程序进行，不能和公众玩“躲猫猫”。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但当官乱作为，也要把他赶回家卖红薯。新时代对政府公务员对官员的要求必然更高，每个公务员在自己的岗位上都要承担相应的职责。问责，就是要给他们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让他们在履行职责的时候，小心求证，大胆行动，真正的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当官、做公务员，不是享受不是休假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为人民服务，是人民的公仆，要受人民监督。问责就是要让现在的公务员摆正心态，别整天把自己摆在父母官的位置上，盛气凌人、颐指气使。
　　在云南省打造“阳光政府”的过程中，问责更是要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云南省和昆明市的问责制度都是走在全国前列的，但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更多的问题，受到一些阻碍，因此问责制度的深化完善健全，需要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
　　问责制不是万灵丹，但民意监督却是推动它不断前进的良方。只有经过不断地讨价还价，才能让官方认识制度的缺陷，来正视自己的施政措施，来改进自己的执政方式。只要问责存在问题，只要复出不透明，我们就要穷追猛打，穷追猛打不是为了和谁过不去，而是为了推动责任政府、阳光政府、和谐社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