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文化与人性光芒的阴影下

　　　　　　　　　　——周瑟瑟诗歌论

龚奎林

（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江西吉安，343009）

　　翻开周瑟瑟的诗集《松树下》，2008年至1985年23年的诗歌排列在这本300多个页码的诗集中，如果加上2009年周瑟瑟创作的诗歌，我们看到了一个诗人的执着坚守，人生又有几个23年，一个人的诗路旅途就在这蹒跚的诗意中慢慢趟开。我们把诗集从后边倒翻着看到前边，就可以发现从1985年到现在诗人周瑟瑟的诗艺变化：抒情写作——卡丘主义写作——传统回归，尽管名称有所变化，但透过词与物的外壳发现，永远不变的是诗意和传统文化与人性尊崇的坚守。可以说，周瑟瑟的诗歌一直笼罩在传统文化与人性光芒的阴影下。

　　1980年代是文学的时代，更是诗意与美的时代，作为文学爱好者的年轻人，周瑟瑟带着青春期的梦想和青年人的激情与诗意开始创作诗歌，其诗主要抒发年轻人的爱情想像和青春期的浪漫情感，前者如《恋爱的人儿》、《穷人的女儿》、《冬天不恋爱》、《我绕过女子》、《洞庭湖一带的女子》、《自然界的女子》等，后者如《老人》、《田园》、《雪地一把壶》等，这些诗清丽典雅，意象独特，富于古典主义色彩，自然也融入了一丝青春期的感伤与浪漫，特别是他写于1986年的《田园》：“以打柴为生/和一只妖狐度过十一月七日/从此身败名裂/依水而居”，多么富有诗意，妖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美丽的意象，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更是刻画了许多清丽单纯的妖狐女子，以此对抗阴郁的社会现实。诗人在《田园》中借用传统意象及其典故重新叙述一种唯美的诗化生活，因而格调别致清雅，颇有自觉的艺术敏感性。而这却又与当时的文学主潮——新生代解构性创作并不相同，由此可以看出，初入诗坛的作者对艺术信念的决绝坚守，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在中国，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艺术创作，往往是一种风潮紧随另一种风潮，而一旦过去却往往无人再去记忆，跟风成为了一种时尚，但年青的周瑟瑟并没有跟风，坚守着诗歌的意象、诗意的叙述。作为一种精神成长的记忆，随后的诗歌逐渐从浪漫抒情色彩走向通脱。他在诗意的敏感中执着追求艺术的纯真，尽管也有间断，但总是保持着诗人的心态。其它又如“十个帝王支起我一根骨头……/十个疯子啊/请扶住我干净的灵魂/和永恒的悲伤”（《我残破的躯体》），“当黑夜掩埋了我疲惫的姓氏/城堡从额头分布到双手，我的扑倒像衰败的王朝”（《城堡》）等，总是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2005年周瑟瑟开始倡导卡丘主义，卡丘主义认为存在即合理，诗歌要表达的是内心里不被人所知的那一部分，以及对未知世界与人的探求，力求将生理的展现与流露作为所有艺术存在的最高形式。“一种逻辑淡了/仿佛腰上的花纹/处女躺在高处/最宗教的部位/被裙子掩盖，裙子随意/垂下一股莫名的芳香/沿着红色的地板蔓延。”（周瑟瑟《处女》）诗人从宗教哲学的维度面对日常生活世界，对处女的生理现象进行救赎般的意义转换，以一种蒙太奇的叙述方式揭示人生与世界的内在真谛，其思想的哲学显现往往具有唯美的意味。正是诗人对先锋的前倾性、历史的批判性、人诗合一的行动性的坚持，使诗的语言爆发出一种特殊的魔力，当然，这与诗人自身具有的对语言文字的敏感性有关，他总是能够在语言与语言之间挖掘出与众不同的张力性内涵。因此诗人的写作指向也承接了这句话：“不仅与知识分子的理想化写作指向截然相反，更重要的是与当今庸常口语风潮的媚俗化写作指向全然不同”。 这种独立性的诗路风格是需要勇气与智慧的。在1990年代已降，口语化写作成为时髦的代名词，庸俗和恶俗在诗坛蔓延，当然，这种诗风之所以流行，既与当下读者无灵魂主体性有关，更与新生代诗人过度反叛崇高、解构诗意有关。但面对这种境况，周瑟瑟依然坚守自己的青春时代的诗歌梦想和唯美叙述，在语言的血液中充盈着流泪的救赎、悔恨与疼痛，进而创造出别具风格的优秀诗作。

　　很有意思的是，对卡丘主义的更深理解却来自诗人对传统的重新阐释。诗人在国家图书馆地库里翻阅历史的经卷与手稿，才醒悟到这就是最真实的传统。这给了诗人很大的触动，他在《诗的可能》中说道：“我与传统的关系原来如此陌生，如果没有这半年的拍摄采访，我这一辈子还只会停滞在‘生活’的层面上写作，而现在，我开始了面对‘传统’的写作。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眼前重现的是力空法师与《赵城金藏》，是任继愈先生，是司马迁《资质通鉴》残稿，是历史，是古代，是传统。我与传统的关系正在重建，而新的诗歌正在恢复我的元气－传统的元气。现在，我写作的首要任务就是打通传统与诗的通道。古人是可敬的，当我置身于国家图书馆地库那些典籍面前时，我的身体像过电一样颤抖，这就是传统的力量。我看到国家图书馆珍藏的甲骨文、东巴文时，我发现那些古老的文字一下子就击中了我，控制住了我，我想冲着它们写作，我突然有了一种写作的抱负。我明白了，传统与文明的血液正在一点点渗透进我的诗歌，改变我的写作。”诗人在这段叙述中对自己的所谓的传统理解进行了忏悔，并对自己未来的诗歌方向进行了规划。他在《诗的可能》中继续对这种目标进行了功能性注解：“像我正在写作的诗歌要向人世传达的一种声音――少年已逝，激情不属于诗歌，圆寂的心都有了，还有什么不能舍弃？词语的欲望真的干枯了，言说的激情消失。”“我们这一代人的写作，大都经历了混乱与无序，经历了在西方经典的丛林中的长途跋涉，现在，漫长的旅途似乎可以停止。”“我用写作来擦试这些墓碑。最终，我要在祖先的墓地里为自己也立下一块写着我名字的墓碑。我所有的写作都将奔着这个目标而去。”诗人的目标非常显明，他追寻着中国文化的源头，传统文化意象成为其诗歌创作的核心，如《寂灭为乐》、《老禅师》、《水仙道院》、《檀木》、《文字禅》、《隐士的美学》、《广成子，神仙生活》、《在国清寺与允观大师相遇》、《致我的同龄和尚印通大师》等作品。其中《致我的同龄和尚印通大师》写到了一个拥抱的情节：“印通大师，我说：我想拥抱你一下/细雨在你的棉袈娑上好像有些年了/……你在无人之境参禅，我却在尘世备受烦扰/虽然你拒绝了我的拥抱/身体，是呀不一样的身体，但我用心/拥抱了你，我的同龄和尚印通大师”。作为一种镜像对照，“我”与“和尚”无疑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任一个体，“我”的“后世”就是“和尚”的“当下”，因为尘世备受烦扰的“我”看透红尘开始顿悟，与无人之境参禅的“和尚”开始心灵相通。

　　但事实上，不知是诗人有意提醒抑或无意忽视，他的诗歌一直对传统进行了生动的阐释，从他青春时代的恋情诗歌及其《田园》开始，一直到卡丘主义到现代的传统文化诗创作，他的诗歌一直是在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阐释。无论是早期的旧作《田园》还是最新的《松树下》、《隐士的美学》、《广成子，神仙生活》、《空池塘》、《在山中》等，传统文化若隐若现，其诗总呈现出诗人穷尽二十余年的追求与坚守：对尘世生活的超越，对回归田园美好的向往，对超凡脱俗的佛国向往，对传统文化的无限迷恋。老庄文化和佛禅哲学等传统文化成为他诗人人格中最为靓丽的一道风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建构的传统意象成为他二十多年来诗歌创作的内核，可以说，周瑟瑟是一个典型的抒情诗人，他的诗歌都是在传统文化与人性光芒的阴影照耀下的产物。

　　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和、就是孝、就是温柔敦厚、就是真善美、就是对世界充满爱，而这种核心从另一个层面而言又是一种人性的总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一种拿来主义的眼光从西方搬来民主与启蒙，搬来个性解放与人性之光，殊不知，中国传统文化就包容了对人性的尊崇。对亲人的思念、对故土的怀念成为诗人创作的切入点，人性的光芒由此呈现，如《清明》、《鲜花》、《松树下》、《游子吟》等。诗人以诗明志、以诗传情：“即使我口含黄金，我也乡音不改，记得《离骚》的好/记得村姑的芳香是一辈子的事。”（《游子吟》）让人想起了贺知章的《回乡偶书》。而《春风赋》写到：“我在异乡哽咽，对着湖南方向哭诉：/春风吹走了二十年的光阴！”对故乡、对亲人的爱就浓缩在词语的汩汩血液中，正如诗评家白鸦在《文化孝子：从大孝情怀到卡丘精神》中所说：《松树下》清晰地呈现出了诗人周瑟瑟尽孝“亲人—故乡—文化”的升华过程，处处洋溢着一个文化孝子的大孝情怀。应该说白鸦的评论是精辟之言，这种对传统文化尽孝的过程更是一种人性张扬的过程。例如周瑟瑟最感人的作品之一《湖南大雪，野兽尽孝》：“湖南冰天雪地，野兽静坐于老妈妈的床头/替我尽孝，野兽啊我们是少年的敌人/到了中年我才知道故乡的野兽多么善良”。在遥远的异乡，“我”独自忏悔自己的不孝，而让母亲在冰冻的老家思念远方的游子，自己却不能在床榻前侍奉老母亲。

　　再如周瑟瑟早在1985年所写的《穷人的女儿》、《恋爱的人儿》等诗就充分展现出人性光芒中的真善美，《穷人的女儿》写到：

在高高的蓝天下歌唱
蓝天越来越近
穷人的女儿，越来越温柔
身后的羊群洁白
正如伴随她多年的爱情
移向温暖的草原深处
平和的心情缓缓展开
三月的风吹动了花草
让我看清了她的美貌
善良的意图，淡淡的忧郁
从单薄的衣裙上闪过
这是多么平凡的日子
穷人的女儿还在歌唱
我无限热爱的只是穷人
我不断感恩的也只是生活本身

诗人在缓慢的抒情中挥洒着古典意境的主轴，用精致的语言与传情的动作描绘出一个可爱纯洁的牧羊女形象，真可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更让读者倾心的是这么清新的少女充满着盈盈的真善美，充满着对生活的爱，满怀着青春的感怀和向往。诗人无疑在此诗中抒发了一曲散发人性光芒的牧歌情调。读这首诗让我想起了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两首诗中的主人公都具有真诚、美好、温暖和智慧等品质。

　　汶川大地震是我们民族继唐山大地震之后的又一大悲剧，近十万同胞迅间生死相隔，面对这一人类最大的不幸，周瑟瑟用诗歌表达着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如《悲伤》、《哭亡灵》、《灾难》、《四川》等。是的，苦难记忆是一种主体精神的价值质素，是作为人自身思考人生、社会、世界的历史意识的客体对应物，我们无法去除地震遇难者和受难者的存在求得自身的幸福与拯救，这些受难的人正是我们的兄弟姐妹，而我们这些存活者却只能默默地祝福。唯有通过诗歌沉痛哀悼那些死难者，赞扬那些不畏艰险奋斗在救灾一线的前方英雄，控诉那些因人为因素而倒塌校舍的罪恶，从而传递出穿透现代经验的存在之后的灵魂重聚和心灵烛照，其追问、忏悔和救赎的意义不言自明，面对着一切，“我呜呜哭泣的祖国/青山开裂，河水倒流/祖先的坟墓也不见了/有人拎着爷爷的白骨逃离家乡/有人背着结发妻子的尸体/他要去火葬场，可是火葬场也倒了/他们要逃离汶川县城/身后跟着家狗，家狗一身尘土/眼里含着泪/它的腿也断了一只//我呜呜哭泣的祖国/废墟下的儿童在喊救命/他一边读书一边就折断了肋骨/救出来的孩子是我的孩子/死了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他脸上的血擦也擦不干净/他弯曲的身体还没有长大/但现在已经僵硬”(《悲伤》)。惨烈如此之巨，那些无辜的亡灵和我们破碎的村庄怎不令人悲痛欲绝：“我要哭亡灵生前的挣扎/我要哭亡灵怀中的婴儿/我要哭亡灵身上的废墟//汶川的河流呜咽/北川的山岗掩面/我要哭汶川的河流/我要哭北川的山岗//……让我们一起哭灾难中所有的亡灵”（《哭亡灵》）。这是历史对于文学的旷野呼声，这是诗人对于外在时代和内在心灵的双重使命的道义承担以及人文关怀。“汶川、北川，这些可怜的县城/映秀、漩口，这些撒满了石灰的乡村/他们是群山环抱中的孤儿/山上滚落的石头哗哗砸断你的腿//没有砸断的腿，最后也要截掉/四川的灵魂在惊恐中紧紧搂抱在一起/如果四川的石头还没从山顶滚下/老乡们，让我们一起逃向成都”(《四川》)。灾难之后的撕裂与的痛苦让我们无处逃遁，那种直面鲜血与灾难的敏锐、精细以及叙述的细节和刹抒发着悲怆的人文关怀。

　　总之，周瑟瑟在二十余年的上下求索中，通过对诗歌的不懈追求书写传统文化的诗意与人性光芒的永恒。

　　作者简介：龚奎林（1976-），男，文学博士，在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任教，已在《文艺报》、《诗探索》、《当代文坛》、《甘肃社会科学》、《江西社会科学》、《内蒙古社会科学》、《山花》、《名作欣赏》、《莽原》等刊物发表论文和评论四十余篇，主要从事当代小说、诗歌和电影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