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登科:“卡丘主义”与周瑟瑟的“归来”

标签:
蒋登科卡丘主义周瑟瑟评论文化 |
分类: 评论 |
“卡丘主义”与周瑟瑟的“归来”
蒋登科
近三十年了,周瑟瑟的名字在诗坛上时隐时现。在这个过程中,他做过许多事情,除了2002-2004年和诗歌基本脱离联系之外,他也写了不少诗,写了多部小说,在IT行业发展自己与科技和现实的联系。IT业是当下最流行也最实惠的行业之一,既领时代潮流,又为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提供了诸多可能。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周瑟瑟对于历史、文化、现实的体验可能比一般人体会得深刻得多。在数量上,他的小说不比诗集少;在事业上,他在IT业界的影响也很了得。但是,他的名字更多地还是为诗歌界所熟知。因此,他最终无法放弃诗,而是选择了“归来”,成为“新归来者”诗人群中的重要一员。2005年以来,周瑟瑟的诗歌创作以“井喷”的状态出现,奉献了值得注意的诗歌观念和大量作品。
当代新诗的自主探索热潮出现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周瑟瑟也是在那个时候逐渐走向诗坛的,不过那时候他还很年轻,也许只是抓住了那次热潮的尾巴。从80年代后期开始,新诗逐渐式微,或者说逐渐边缘化了,这不是说写诗的人少了,而是诗的社会影响减小了。尤其是从90年代开始,由于市场经济的影响,人们开始以更多的心力和精力关注外在的、物质的话题,对于精神性的内在思考越来越少。在那个时候,迷恋诗歌的周瑟瑟曾迷茫过,他在1991年写过一首诗叫《诗人的声音》,为了了解诗人当时的心态,我们愿意把它全文抄录在这里:
我们的痛苦和孤独多么空洞/我们的叫声还能传得多远//一切批判都从诗中来去/我们是往昔的神/又是现实里一种沙哑的鸭子/尊贵的老爷/请翻动永恒之书//我们会记恨小妖精/白色的尸布托住我们的作品/一代诗人被玫瑰覆盖/结局,我们梦想的结局/比一声尖叫更细小
“往昔的神”与“沙哑的鸭子”是非常强烈的对比。“神”是过去的人们对诗人的看法或者诗人的自我感觉,其中包含着人们对诗人和诗歌的敬重。而在1991年的现实中,诗人的地位却完全变了,成为非常普通、声音沙哑的“鸭子”,成为可有可无的存在,其结局是“比一声尖叫更细小”。诗人对诗产生了怀疑,“我们的叫声还能传得多远”的追问其实是对诗和诗人价值的寻思。这种迷茫也许是诗人后来一度时间停止诗歌创作而改写小说的主要原因。
不过,只要是在有人的地方,在需要表达的任何时候,作为记录心灵和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之一的诗都是不可能消失的,尤其是在那些曾经视诗为生命的诗人那里,无论外在世界怎样变化,无论物质怎样挤压精神的空间,他们的灵魂里都无法离开诗。在他们那里,诗是崇高的、纯洁的,真正的诗与现实的关系可以用“出淤泥而不染”来描述。因此,曾经迷茫的周瑟瑟没有放弃诗歌创作,而且在2005年还提出了“卡丘主义”的诗歌观念。“卡丘”是英语“culture”(文化)一词的音译,如果意译,“卡丘主义”就是“文化主义”。诗人把它借用过来,并不是为了制造什么新奇,——当然,使用一个新名词以引起关注的想法也许是存在的,——而是为了张扬其中值得关注的诗歌精神,意即对历史、文化、现实的深度打量,倡导诗歌人文精神和文化意识,包括批判意识、承担意识等。他们认为,“‘无聊’与‘无知’是人类生活的最基本形态,只有通过‘有趣’与‘认知’,才能消除‘无聊’与‘无知’,达到‘卡丘的彼岸’,获得‘卡丘的快乐’,成为有‘卡丘精神的人’。”这其实是对当时诗坛上流行的世俗化、琐屑化倾向的一种反面回应,由此呼唤诗人人格与诗歌艺术的重建,而这种观念和试验“表现了对未来的倾向和活力参与,旨在建立人本思想个体解放所获得的社会共生状态。”用通俗的话说,这样的诗歌理想其实就是要重建诗人与诗歌的责任心、正义感,重建诗歌对历史、文化、现实的深度关注。周瑟瑟诗歌创作的“井喷”时期正是出现在停止诗歌创作三年并提出了“卡丘主义”的写作主张之后,这说明曾经迷茫并因为迷茫而一度放弃诗歌创作的诗人最终找到了一种自认为合理、合适的诗歌探索方向。从那时起,周瑟瑟“归来”了。
“归来”后的诗人在创作上在两个方面体现出和过去的很大差异。其一是开阔地关注历史与文化;其二是深度打量现实。
历史是现实和未来的参照。列宁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这句话的哲学性是很明显的。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并不都能够以物质的形态保留下来,最终沉淀下来只是一种在不同时代都延续着的精神性的存在,我们一般称之为传统或文化。传统或文化是人类的精神血脉,能够准确“号脉”的人往往也就能够对历史和现实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但是,传统或文化是需要依托具体的物化现象而延续的,它也在不断更新、丰富,这就是发展。面对传统或文化,现代人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来对待,至今也还没有形成被普遍接受的定论。有人认为应该全盘否定,“反传统”、“反文化”的声音在诗坛上时有出现;有人认为应该全面继承,甚至出现一些具有传统主义特点的观念。其实,许多事实都告诉我们,批判地继承、在继承中创新和发展,应该是对待传统和文化的一个值得提倡的方向。
在2005年及之后,周瑟瑟创作了不少关注历史与文化(当然不只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作品。这些作品从历史、文化演变的角度,以现代人的视角打量历史、文化现象,从中获取启示或者教训,如《孔庙之行》、《向杜甫致敬》、《阮籍喝醉了》、《嵇康之死》、《屈原哭了》、《纳兰词》、《寒山子》等关注中国文化的作品,《再读〈瓦尔登湖〉》、《犹太人巴别尔》、《读〈圣经〉吧》、《看〈法国印象派绘画〉》等思考西方文化的作品。
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具有争议的人物,诗人系列组诗《向杜甫致敬》中,通过对杜甫的一系列经历的打量,揭示了杜甫的复杂性,揭示了诗人及其诗歌同现实的密切关系,并最终发现了杜甫作为一个诗人所具有的良知和他留下的启示,其中的《长安十年》中有这样的诗行:
竖耳倾听玄宗在骊山上的华清宫里唱歌,他就想到了人民
悲伤的人民,未满周岁的幼儿刚刚饿死
杜甫跑到骊山下痛哭。但他一想到自己可以不纳租税,不服兵役
又有何脸面与我辩论呢?杜甫,历史如戏,我们又没有穿墙术
你扮演你的角色,我只数长安冻死的骨头
奉先哭声一片,你的哭声里夹杂着冻死的骨头
酒肉臭了,盛世唐朝的忧愁漫过终南山
十年啊,前九年杜甫饮酒献诗,最后一年逃离了长安
任何历史现象都是驳杂的,经过时间的清洗之后留下来的应该是其中的规律与经验。诗人对杜甫和其他历史现象的打量,在追寻历史真实的同时,更有对精神积淀的回味,从驳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到了最应该延续和弘扬的文化、精神元素。这种对历史和文化的观照方式有点类似于叶维廉教授所提出的“历史的整体性”原则,就是在整个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为某个或某些历史现象定位,而不能孤立地看待任何历史现象,这样获得的感受、结论才更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对某个人、某些艺术现象、文化现象、精神现象的评价,其实也是这样。
我既然根本不懂得什么是苦难
那我选择做一个沉默的哑巴
因为我知道哑巴也可以用心祈祷,也是最优秀的情人
在多种文化的碰撞中,人们对于历史、文化也许会产生诸多怀疑,诸多不信任,甚至诸多茫然。在这种情况下,沉默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但沉默既不表示肯定,也不代表否定,只是一种姿态而已,因为在这里,诗人强调了“心”这个词。
那个朝代流行干这种谱的事
我不指责鹿,更不小看马
你不会嚼我的舌头吧?
…………
我在那个朝代瞎撞
摸到了马厩的柱子,还以为是国家的栋梁
现在我清醒了许多
但我的理想是做一个傻瓜
见到鹿,大喊:马
这是一首具有讽刺意味的作品。我们不知道诗人所写的“那个朝代”是什么时候,也许是对所有朝代的指称,这说明诗人所感受到的指鹿为马、黑白颠倒的虚伪是普遍存在着的,在当下也是如此。为此,“清醒了许多”的他仍然要继续“指鹿为马”。在这里,诗人成了一个跨越时间与历史、眼观八方的灵通人,在把自我和人世间的怪现象奚落一番之后,又无法改变这种现实。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通过古人的“复活”来打量现实,揭示现实和历史的差异,以张扬一种由古及今的人文关怀。比如《屈原哭了》,诗人写的是忧国忧民的大诗人,他在今天哭了,只不过是以我“父亲”的形象出现的:
……
除此,我不能报怨人生多险恶
家国多灾难,我只能默默的从汨罗江上走过
像所有离家的游子,我红着脸在故乡的大地眺望
我看见死而复生的屈原
我看见饥饿的父亲代替屈原在故乡哭
他终于见到了漂泊的骨肉,儿啊一声哭
一声屈原的哭,一声父亲的哭
把我泛着白色泡沫的心脏猛地抓住
我在汨罗迎面碰到的那个长须老头,他就是饥饿的屈原
我衰老的父亲,泪水把脸都流淌白了
在这里,诗人与屈原、与“父亲”展开了心灵的对话,屈原的哭是因为“哀民生之多艰”,“父亲”的哭又何尝不是呢?历史经过了数千年,但诗人所面临的某些景致没有多少变化,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之间,诗人所抒写的情怀值得我们认真回味。
周瑟瑟对现实的打量是多方面的。对于2008年的南方雨雪灾害,对于汶川大地震,诗人以痛惜之心歌唱,体现出浓郁的人文关怀。这样的诗在2008年的中国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许多诗人因为灾难而复活了自己的心灵,重新找到了诗人的人格定位。周瑟瑟的诗中,最使人关注的是他对当下一些社会现象的思考,对于生存及其价值的追问。《中关村的乌鸦》是他的作品中比较“另类”的作品,带有后现代味道。诗人将日常生活写入诗中,但不琐屑,不低俗,而是抒写了生活的艰难、生命的压抑:
早晨我一般会在公司里转两圈
嘴角的微笑当然是迷人的
然后我上洗手间
一边咳嗽一边斜眼看中关村的天
我发现我拉出的屎像乌鸦一样黑
中关村的天像投资商的脸灰白
过完国庆就搬家开董事会
群蛇入洞,乌鸦唱颂歌
我不停地骂娘
与中关村相依为命
在中国,中关村是现代高科技的集中地,许多人在那里创业、讨生活,但是创造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人们所面临的压力异常严峻。换句话说,现代生活是艰辛的,它带给生命的不一定都是成功,在很多时候还得消耗本应拥有的人生享受。因此,诗人的谩骂、诗人的牢骚等等,都是可以理解的。这和诗人的其他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温暖的沉思,存在很大差异。这也许就是真正的现实,是表象之下的本质。不过,“不停地骂娘”的诗人还是愿意“与中关村相依为命”,体现出这一代诗人的执著,即使在艰难与困惑中也是如此。
不管我们是否喜欢这个新造的词语,“卡丘主义”还是值得关注的,它祛除表象求本质,追问和寻觅生命的终极走向,给生命以终极关怀。周瑟瑟的这种追求可以通过他的一首诗《松树下》来加以分析,这首诗也成为他的编年诗选的书名:
松树下,肉身衰老
散发山中老虎逃脱世事的味道
野兽沉默如我的亲人,我生气的父亲
进了深山
冬天多事,心中的怨气平静
进了深山。我的头颅在鸟声中清洗了三遍
在松树下裸体,做爱的念头早就没有了
做人的念头也淡了
清风的教诲,松树的恩情
我不可能全部领悟,但我发现我的须发全白
痛楚全没了。只有爱,只有爱的浮云
在山谷呜呜奔跑
好像我是个负心郎,人世的不孝之子
这里有诗人对于人世无奈的慨叹,但我们可以更多地感受到诗人对于校正这种情形的感悟,进入深山,远离尘世,躲避起来也许才是真正的出路,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诗人为什么写了那么多关于寺庙、关于僧人、关于居士的作品。这种方式也许不适应现代社会,但诗人内心的复苏、情感的回归确实是在“松树下”完成了,那时候,“痛楚全没了。只有爱,只有爱的浮云/在山谷呜呜奔跑”,与此同时,诗人也好像成了“负心郎”,“人世的不孝之子”。应该说那个时候的诗人才真正回归到他的本色,其他时候,他都被世俗的外衣所遮挡;换句话说,现实中的诗人是世俗的,而诗中的诗人才是真实的,因为诗所勾画的是诗人的心灵,是他的本质,是他的梦想和期待。
因此,我们应该对诗人周瑟瑟的“归来”感到高兴。这不只是因为他又写出了更多的作品,而是因为他和与他同龄的那些诗人们带回了一种风气,我们从诗中既看到了冰凉的现实,更感受到了生命的温暖。不客气地说,周瑟瑟的诗并不细腻、精致,离文学经典的要求还有距离。从文体到表达,他的不少作品还显得比较粗疏,但他的诗大气,他写出了人的味道,写出了精神的魅力。在充满琐屑味、世俗气、欲望化的当今诗坛上,我还是愿意把这样的诗归于好诗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