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国著名作家、法国骑士奖获得者韩少功回到他曾插过队的乡村，开始了一种 “融入山水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在他心底，这是最自由和最清洁的生活，也是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2006年10月，作家出版社出版其描写八溪峒生活的新作《山南水北》，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9月23日，湖南理工学院演播大厅,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市民大讲堂”特邀韩少功主讲“文学与人生”。此前，通过电话和网络，本报记者采访了现居汨罗乡下的韩少功。

 

 

 

一个观察者和体验者的“八溪峒”生活

——访著名作家韩少功

 

本报记者   沈念

 

 

1关于乡居生活：一个观察者和体验者

 

问：2000年，您从海南回到了1968年初中毕业后插队过的汨罗，在“八溪峒”开始一种晴耕雨读的生活，晃眼就过去6年多了，而这种“归隐生活”是外界许多人感到好奇的，您能介绍一下每天的日常生活吗？

韩：没有一定之规。有时候地上的活多，就多干点。有时候地上没什么事，就读书写作，接待朋友，和农民聊天，通过网络处理海南方面的一些公务。

 

问：您回到乡村的初衷是多年前就与妻子有这么个“秘密”，您想在农村的环境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韩：一个观察者和体验者。

 

问：听说您还曾利用自己的一些社会关系给村里引一些资金回来，帮助村民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如果经常这样做，是不是村里人会大事小事都来找您呢？

韩：这也简单。能帮的，尽量去办。办不了的，或者不应该办的，立刻说清道理拒绝，不拖泥带水。时间长了，大家也都知道我的一些规矩：比如雪中送炭可谈，锦上添花免谈；公益性的可谈，经营性的免谈；如此等等。

 

问：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走进了城市，城市成了他们心中的症结所在和圆梦之地，而您去选择了“回归”，这种现象应如何看待？

韩：去哪里，取决于你要做什么，取决于你是什么情况。比如对农村的青年人，我倒是一直鼓励他们进城闯荡，至少有这样一种补课，以便增长经验和知识。

 

问：以您的阅历和思考，以及您在农村生活的感触，您如何看待当下的农民头脑中的想法，还有对农村，感受最深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韩：眼下对农村的技术和资金输入还太少，人才则向城市流失太多。这样，即使前一个问题解决了，但缺乏人才，就缺乏汲收技术与资金的机能，缺乏相应的心理、文化以及才智。

 

问：您如何看农村的贫富现象？

韩：就眼下农村内部的情况看，由于限制了土地兼并，还是两头小中间大，大多数是过得去的状态。农业不是朝阳产业，包括一部分传统工业也不是朝阳产业，因此要使农村全面速富恐怕不太现实，但遏制衰退和危机，实现小康，还是可能的。

 

问：从您的寻根文学代表作《爸爸爸》，到《马桥词典》，再到《山南水北》，都与农村生活有关，比较而言，您在城市生活的时间还是长一些，感觉城市与农村给一个作家的滋养，有什么优与劣？现在在乡下有何写作设想？

韩：进城可以向上看和向外看，下乡可以向下看和向内看，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可能都是有益的。一个作者多接触些人和事，没有坏处。

 

 

2关于《山南水北》：很多农民朋友喜欢

 

问：《山南水北》的创作是一直纠缠在心里，还是回到乡下后萌生的计划？

韩：我的写作很少有预先计划，一般者是随缘，相机行事。

 

问：书中写了很多乡间的人与事，像“塌鼻子”“绪非爹”“笑花子”，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人都有原型吗？在《十八扯》中您更是集中收录了“庆爹”、“莫求”、“荷香”、“有福”等人在火塘边的闲聊，一开始就是有意识地在做这些事，还是无意中发现他们常常能说出一些非常精彩的语言？

韩：大部分书中人物都有原型，至少有一点想象的线索。我会注意观察乡下的生活，包括他们的语言，但真有收获，往往是不期而遇。对生活保持新奇感，不断在熟悉中发现陌生，是任何一个写作者的基本前提。

 

问：他们有没有读过您的这本书或是其中的篇章，看到您把他（她）写进去，他们作何评说？

韩：这本书得到很多知识界同行赞赏，也被很多农民朋友喜欢。这是我写作经历中不太常见的现象。很多书中的原型人物也读了这本书，说很有味道。

 

问：我看到此书的宣传广告语中写到，它是您“归隐乡野后创作的首部跨文体长卷散文，记录山野自然和民间底层的深入体察，是亲历者挑战思想意识主潮的另类心灵报告。”而我在接触到一些读过此书的读者时，大家都隐约感到您肯定有更深的东西想要表达，因为在大家眼中，您是作家中的思想者。刚巧我无意中看到您好友李陀的评论，“我觉得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就是一个征兆。它是经过改造的散文，有人说是跨文体写作，但我觉得这个命名不太好。它有点像鲁迅的杂文，但比鲁迅的文章轻灵好看。那些轻灵的散文结集之后，就构成了很厚重的批评。”您认为这种“批评”具体是指什么？

韩：他可能是指那种对拜金主义、洋奴主义的不同意见吧？我不太清楚他的所指。

商业文化的内核就是欲望主义，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其结果必然是感觉力的丧失，与历史上的造神文化殊途同归。比如我们从八卦化新闻和泡沫化文学里，已经看不到多少对自然和人的生动感觉，倒是经常遭遇雷同或胡闹。因此，恢复感觉力就是政治，恢复同情和理解就是文学的大政治。

 

 

3关于“文学与人生”： “全球性精神迷茫”，既关系生活也关系文学

 

 

问：“文学与人生”，这似乎是个很大的题目，如今更多的人单纯为追求物质而忽略了精神，而文学恰恰只是代表精神层面的，为什么选择在市民大讲堂上作此讲说？

韩：每个人都要接触语言与文字，也就会接触广义的文学。我这次是接受命题作文，可能讲不好，只是试一试。

我从不认为文学有改造世界的魔力。我们有两千多年优秀的文学了，但世道人心好了多少？20世纪的战亡人数不是比前19个世纪的总和还多？腐败与犯罪难道不是层出不穷？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可以不必关切社会，不意味着文学是一场自恋的游戏。这里有一个悖论：文学不一定使世界更好，但不关切世界的文学一定不好，至少是不大好。文学为天地立心，但这颗心不是成天照镜子照出来的。哪怕卡夫卡和佩索阿那样的人，他们的孤绝也不是来自娘胎，而是在社会中磨砺的结果。

 

问：您是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中文译者，还翻译过费尔南多·佩索阿的《惶然录》等，听说您曾想过从事翻译工作，为什么又转向文学创作？

韩：翻译是二度创作，与创作本就有亲缘关系。像鲁迅、巴金、茅盾等中外作家都是身兼二职，又创作又翻译，这可能很正常。

 

 

问：从您的作品与履历来看，我认为您不仅是一个纯粹的作家，更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思想者，一般作家很难做到两者兼顾，您是如何做到的？

韩：大多数合格的作家都是活跃的思想者，这一点看看中外文学史就知道了。雨果，托尔斯泰，萨特等等，不是还有各自的“主义”吗？只是由于特别的历史原因，中国文坛这些年才热衷于文学与思想闹离婚。这可能反而是不正常的。我们不必刻意躲避自己的认识欲望。

 

问：记得参加福寿山笔会时，我曾听您说起，现在的文学越来越难？这种“难”具体怎么说？

韩：有电子媒体的冲击，有出版市场的压力，有前人创作高峰的比照，还有全球性精神迷茫的危机。这都是难点。

 

问：现实中人们也常感到生活的“难”，这到底是时代的发展造成的，还是人的欲望决定的？是否生活的“难”决定了文学的“难”？

韩：现实已经发生了巨变，但我们还缺乏描述它和理解它的方法和语言，大多时候是把脑袋交给了大街上的流行舆论，长在别人的肩膀上，这就更谈不上控制和改造现实。我说“全球性精神迷茫”，既关系生活也关系文学。

 

问：对现在的年轻一代尤其是80后的写作，您怎么看？

韩：每一代人都会有杰出人才，每一代的杰出人才也都不会太多。所以80后作家同样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要太在乎人家一时的喝采或者指责，重要的是把握自己。我对青年和未来都很乐观，因为如果没有这种乐观，我们以前所做的一切也没什么意义。有人不是说“流传后世”吗？如果后世都是狗屎，还流传个什么劲？所以我寄希望于80后、90后等所有后来的优秀作者和优秀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