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与《洛丽塔》相媲美”的美国著名作家琴凯德自传式小说——我母亲的自传

    关于作者

    牙买加·琴凯德(Jamaica　Kincaid)，美国著名作家。出生于1949年，来自西印度群岛一个小小的岛国——安提瓜和巴布达(Antigua　and　Barbuda)。17岁时背井离乡到纽约的富人家做女仆，因缘际会之下开始写作。从1976年开始为《纽约客》撰稿长达20年之久。其主要作品有《在河底》、《我母亲的自传》、《我的弟弟》等。

    作为当代英语文学界极为重要的作家之一，琴凯德经常被评论界拿来同沃尔·索因卡、德拉克、沃尔科特、托妮·莫里森以及奈保尔等作家相提并论，而这四位作家分别是1986年、1992年、1993年和20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当代最知名、最有影响力的批评家与作家苏珊·桑塔格曾说:“当代英语作家中，我想读的没有几个人。只有琴凯德的作品，是我一向最想要读的。”

    ［故事梗概］

    这是黑人作家牙买加·琴凯德的代表作。小说中，主人公雪拉已年届七旬，回首往事，愤怒之情不因曾经沧海而有丝毫减弱。原因就是主人公是生活在殖民统治下的黑人后裔，饱受统治者的凌辱和蔑视，虽然自身也深受英国传统文化的浸染，但对待殖民统治的问题上，雪拉却是毫不妥协，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就像她自己所言:这是我一临世就不得不继承的财产。

    雪拉生下来母亲就去世了，因此她对母亲的印象仅限于在睡梦之中对母亲形象的幻想，而父亲又把年幼的雪拉寄养在他处，从小便在没有亲情的环境中长大，等父亲把雪拉接到身边时，雪拉变成为父亲利益婚姻中不协调的角色，继母的冷漠，残忍，笑里藏刀，甚至想方设法地加害都被聪明的小雪拉化险为夷，而弟弟妹妹的出生更加重了雪拉处境的险恶。毫无亲情可言的父亲再度出于自己的利益目的将年仅15岁的雪拉送到拉巴特先生的家中，为其不孕的妻子充当着借腹生子的可怜角色，雪拉意识到这一切之后，用极其残忍而痛苦的方式将腹中的胎儿流产。

    在爱的渴求屡屡受挫之后，愤怒便成了雪拉掩饰内心脆弱的唯一武器，她不再信任他人，也不再需要他人，单纯靠自己的力量摸索着走出青春期的困惑，并用自慰的方式表明自己在性诉求上的独立，逐渐养成自负而又冷漠的个性。

    弟弟的去世和妹妹的不幸遭遇使曾经看似和谐的父亲的新家支离破碎，而雪拉无论怎样努力却得不到亲人的信任，却加重了妹妹对她的憎恨之情，亲情在雪拉身上最终荡然无存。

    雪拉最终嫁给了比自己年长很多的英国后裔菲利普医生，虽然生活境况和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一切并未给雪拉带来任何的快乐，因为从她一出世，快乐便随着母亲的离去而远离了她，她有的是对殖民统治下同胞之间相互猜忌和彼此伤害的憎恨，她不相信爱，同时拒绝和他人的真正交流，拒绝生育。她的经历也就是她未曾谋面的母亲，以及她可能有的女儿的经历，乃至被统治下的殖民地人民的经历，雪拉的成长史就是一段血淋淋的被凌辱被憎恨的历史。

    ［精彩选摘］

    我的母亲生下我就死了。因而，在我的整个一生中，唯有虚无伫立于我和我的来世之间，我的身后总是吹拂着一股凄寒而又晦暗的风。在我生命开始之际，我不可能知道母亲的死会带给我这样一种感受。只是当人到中年，而我也不再年轻时，我才意识到我曾富有的东西已经变得如此稀少，而压根儿没有的东西却多了起来的时候，我才渐渐明白了这一点。这种得与失的困惑，弄得我瞻前顾后:在我的开始之处，是那个我从未见过她的脸庞的女人，在我的终结之处，则是一片虚无，我与那个世界的黑屋子之间，空无一人。我慢慢地感觉到，在这整个一生中，我一直站立在悬崖峭壁的边缘，我所失去的东西令我变得脆弱、冷酷和无助。当我明白了这一点时，我深陷于悲伤、羞愧以及自怜的情绪之中，无力自拔。

    我的母亲去世时，留给我的是一个小孩子面对全世界时的不堪一击，我的父亲带上我，将我交给他出资雇用为他洗衣服的那个女人照看。他很有可能对她强调过那两个包裹的不同:一个是他的孩子，不过不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孩子，而只是迄今他和唯一同他结过婚的那个女人的唯一的孩子；另一个就是他的脏衣服。他势必会更小心地对待其中的一个包裹，势必会对其中的一个包裹进行更仔细的吩咐，势必会希望其中的一个包裹能得到更好的照料。但究竟是哪一个包裹，我可不清楚，因为他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他的外表对他来说相当重要。我只清楚，我是他的一个负担；我只清楚，他的脏衣服是他的一个负担；我只清楚，他不晓得自己如何来照顾我，也不晓得自己如何去洗衣服。

    他和我的母亲住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虽然他很穷，但这并不说明他就是个好人，他只是干的坏事还不够多，还没能使自己富裕起来。这间房子坐落在一处山坡上，走下山坡时，他一手拎着自己的孩子，一手拎着自己的衣服，保持着平衡；然后，他把它们交给一个女人。她不是他的亲戚，也不是我母亲的亲戚，她的名字叫尤妮丝·保罗，已经有了六个孩子，最小的一个还是个婴儿。这也就是为什么她的乳房里还有点儿奶水留给我吃的原因，但她的奶水吃起来发酸，弄得我无法下咽。她住的房屋和别的房屋相距遥远，不远处是一大片海水和群山的景象。每当我不耐烦而又无法自制的时候，她便给我垫上几块旧布，将我丢在树荫下，任我哭得精疲力竭，她自己则观望着那海那山，毫无同情之心。

    尤妮丝妈妈并不是不好:她待我就像待她自己的孩子一样——但这并不是说她对自己的孩子很好。在这样一种地方，无情是唯一可以继承的真实遗产，而残酷有时则是唯一可以免费得到的东西。我不喜欢她，我想念那张我从未见过的脸庞。我左右环顾，看看是否有人进来，仿佛自己是在期待着什么人走进来。这时候，尤妮丝妈妈总是要问我在寻找什么。一开始，她仅仅是出于玩笑这样问我，但过了一阵之后，见我仍然没有停止左右环顾，她便认为这意味着我看见了鬼魂。我根本没看见什么鬼魂，我只不过是在寻找着那张脸庞，那张我即使到死也不会见到的脸庞。

    我父亲将我托付给我从来就没有爱过的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不是对我不好，但她也不可能对我好，因为她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人好。我不爱她，这很可能也是由于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去爱。在我不吃她的奶，而且还没有长出牙齿的时候，她硬是用一把漏勺强行喂我食物。当我长出了牙齿时，我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在她喂我的时候去咬她的手。这时，她的嘴里会发出轻微的嘘声，不是因为疼痛，主要是因为吃惊，她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我忘恩负义的最初表现——这使她在此后我们彼此了解的日子里，一直处处提防着我。

    直到四岁时，我还没有开口说过话，这没有引起任何人丝毫的不快。无论如何，没有人愿意为此事烦心。虽然我清楚我能说话，但就是不想说。我每隔两星期能见到父亲一次，也就是在他前来取洗净的衣服的时候。我从来不会想到他是来看我的，我想到的是，他是前来取他洗过的衣服的。每当他来到时，我便被领到他跟前，他便会问我过得怎样，但这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他从来不碰我，也不看着我的眼睛。在我的眼睛里能够看到什么呢？尤妮丝为他清洗、熨烫、折叠衣服，这些衣服像礼物一样被包裹在两块干净的土布里，摆放在屋里仅有的一张桌子上，等待着他取走。他登门相当有规律，因此，有一次当他没有如期出现时，我便注意到了，于是问道:“我爸爸哪儿去了？”

    我是用英语，而不是用法语方言或英语方言说的这句话，是地地道道的英语，这本应该是个奇迹:不是我说了话，而是我说了英语，一种我从没听别人说过的语言。尤妮丝妈妈和她的孩子们都说多米尼克语。它属于法语方言，我的父亲和我说话时也用这种语言，倒不是因为他轻视我，而是因为他认为我不懂别的语言。然而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他们仅仅对我终于说话了，询问父亲怎么没来这一事实感到惊奇。我竟用我将永远不会喜欢不会热爱的一个民族的语言说了这第一句话，现在对我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秘密了。我人生中的每一件事，好也罢坏也罢，只要与我有着必然关联的，都是痛苦的根源。

    那时我四岁，我把这个世界看成是一系列连接在一起的柔软线条，是一幅素描炭画。所以，当父亲前来取他的衣服时，我看到的只是他在那条小径上的突然出现，那条小径从大路通向我居住的这间房屋；完成使命后，他便拐上连接着这条小径的大路消失了。我不知道小径的前面是什么，不知道他从我的视线里走过之后，是否还依旧是我的父亲，是否会消失在什么不同的东西里，因而再也不能以父亲的形象出现在我的面前了。我已经接受了这一情形。我已经逐渐相信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存在方式。我没有作声，我也不想作声。

    (《我母亲的自传》［美］牙买加·琴凯德/著 路文彬/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06年12月第1版定价:18.00元)

 

 

历史“失败者”的反抗宣言

——读《我母亲的自传》

                                               耿娴

《我母亲的自传》是路文彬先生一月前刚出版的新译著。刚拿到这部小说时我对它那毫不起眼的名字颇不以为意。翻开读下去，竟被带有明澈、悲郁和一丝残酷意味的故事吸引而爱不释手。擅长翻译的路先生深谙作者情不自禁流露出的忧伤情调，全然将一个女性作家的细腻情怀惟妙惟肖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牙买加·琴凯德对我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和她缘于文本的邂逅让我深刻体察到来自加勒比海地区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后裔对于后殖民主义时代的痛苦记忆和历史梦魇及其所附带的愤怒情绪。

种族歧视随着人类的繁衍以各种变异的形式继续存在着。在高唱“民族平等”、“妇女解放”之类众语喧哗的时代，一概抹平民族间种种差异而导致问题趋同化和简单化的现象极为流行，鲜有人深入弱势民族话语进行显微镜下的工作。然而一旦“解放”和“平等”成为空洞的能指并做为新的枷锁不容分说地套在每个民族身上，其后果之恶劣又将不亚于历史上的种种过失。这样看来，《我母亲的自传》打开了心灵独语的平台就显得极应受人珍视。它透射出一种要求倾听的欲望，同时也是一次发自肺腑的反抗历史的个人宣言。

“我母亲”和“自传”的搭配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该书对于“我”——雪拉一生的回顾几乎用了99%的笔墨。雪拉只是“历史进程”中一环的放大。我没有用“历史进化论”一词，是因为这有着太多蛊惑和误读越发让人感到扑朔迷离的词语在雪拉身上成为再具体不过的事实——进化在特定的语境下仅是一个乌托邦。“对于我的生活的叙述，已经成为对于我母亲的生活叙述，而这也就等于对于我的生活的叙述。即使这样，它又是对于我没有生下来的孩子的生活的叙述，这也是他们对于我的叙述。”“我”是前人的复制，“我”的后人将是“我”的复制。她直面复制般出现的历史，相信殖民文化的因陈就是宿命的安排，从而果决地做起了命运的操控者，对亲情和爱情保持“局外人”的温度，书写个人话语以表对时代和命运的抗议。

母亲在雪拉出生的一刻立即死去，成为她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伴随她成长的几个非洲裔女性又作了她冷酷的“启蒙者”角色。爱生来与她无缘。继母、弟弟、妹妹于“我”仿佛是生活在一块土地上的竞争者，仇视和隔膜是不断上升的主题。被戕害的种群往往因为获爱较少而逐渐丧失了爱的能力和意识。只有在弟弟、父亲相继死去，妹妹出事的遭际中，雪拉才真正接受了他们。苦于命运中诸多迷幻和变数，对于“真实”充满了渴望的她苦涩地发现“死亡是唯一的现实，因为它是唯一确定的，万物皆无可避免。”对于伤痛的无表情叙述让我们感受到雪拉不动声色又老于世故的冷漠，其实于平静的外表下掩藏着莫不是千疮百孔的心。

雪拉的冷酷真正得以施用的对象却又大多是男性。她对父亲认同英国殖民者文化并睓颜暴富的行列极为愤慨。边缘文化立场鲜明的理论家霍米·巴巴认为“被殖民者将外在的强迫性变成了内在的自觉性，从而抹平所谓的文化差异，而追逐宗主国的文化价值标准，使得文化殖民成为可能。”对于宗主国文化和秩序的认同即意味着丧失民族自主性。雪拉对此极为敏感。从小就追求自主性的她孤掌难鸣，生命里值得崇拜的人就只剩下了自己。霍米·巴巴坚持“被压制的、非主流‘弱势文化’，完全可以对占主导地位的殖民文化进行‘改写’，而这种改写不仅是话语权力或文化策略方面的，也可以是政治、经济、文化和价值批评方面的。”然而对于已濒于消失边缘的加勒比族后人来说，“改写”仅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雪拉清醒地意识到可把握的唯有自己，于是乎疯狂地迷恋上一切属于自己的东西。对待爱情也一如既往地以自己的感觉为中心，在对几个男人的反控制中享受快感。她不会去爱，然而又懂得“爱给你优势，”使人强大的道理。可雪拉固执而又认命般地相信自己只是一个被历史打败的失败者，不可能存在强大的机会。“对我而言，历史不仅仅是过去——它既是过去，也是现在。我不介意我的失败，我只介意它竟然持续了这么久。”面对她带有复仇意味的行为，我们在惊诧之余也不得不投之以深深的理解。

我们可以理解这种行为本身决非向恶而恶，却是向善而恶。它虽然有值得商榷之处，可雪拉一颗拯救民族之心昭然若揭，“我的冲动是善的，我的善是服务于我自己的。我不是一个民族，我不是一个国家。我只是时常地希望能使我的行动成为一个民族的行动，成为一个国家的行动。”当然我们一定要指出不管何种动机的复仇行为在给他人带来伤害的同时都会使施暴者难逃劫数。雪拉值得同情，但我们决不可能认同并鼓励她的行为。这当然不是民族间实现平等对话的手段。

这种无爱的自主性追求的背后潜藏着种种危机。路先生谈起这个问题时鲜明地指出来：“个人主义者对于自我的迷恋容易导致偏执而发生幻觉。幻觉是前进的一大障碍。一意孤行的结果铸就固执己见、多疑且猜忌的病态人格：仇视爱、误解爱，更不会去爱，也不屑于爱。”在翻译中路先生就意识到这样的文本能够启示第三世界国家思考怎样面对未来。借此机会，他指出在上个世纪初的中国掀起的那场狂飙突进的启蒙运动也有值得反思之处。“如果说弱势民族的仇恨指向殖民者国家尚且有情可原的话，那么指向自身有时则要显得可怕的多。如是这般看来，我们推崇的鲁迅先生就值得进行一番再解读。他对于本民族劣根性的声讨和绝望，拘囿于对恨的偏执和爱的不自信。这不是完善人格的表现。爱固然容易被践踏，但是它意味着强者给予弱者力量的能力。恨，只能导致狭隘和不满，渴求索取以实现所谓的平等。后者可以激起一场沸腾的运动，而无法弥补之后的创伤，无力于塑造完善的人格。”显然，译者在讲述这番话的同时，对于琴凯德反抗和复仇的心理也包含着一丝不满。

但无论如何，一个有着弱势民族背景的女性作家是有着发言权和说服力的。琴凯德摆出一幅不合作的果决态度自有她的理由，而搭建对话平台以消弭隔阂才是建构和谐的重望所归，这需要每一个人付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