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凭空接纳的中学生诗歌写作与真实回忆

陈朝华

在“第三代”之后的诗歌圈各种集体命名活动中，我常常不由自主地被预设或者追列为其中一分子，我不知道那是荣幸还是尴尬，因为我从来没有参与宏大叙事的冲动，也从来不刻意去保留自己诗歌履历中那些所谓关键的物证，每次被要求回忆的时候，我对自己的记忆总是很怀疑，所以尽管朋友们的盛情难却，我往往一拖了事。

随着时光粗暴的推移以及现实坚硬的挤压，诗歌于我越来越像一块已经结了痂的伤疤，即使揭开，在想象中浸透的，也只是旧日的鲜血，而曾经视为精神粮仓的那种荣耀和热闹，早已一去难返了。

也正因此，我对至今仍有耐心与精力去恢复、放大青春萌动时期那些蒙昧、虚妄、狂放状态下的激情写作甚至给它们赋予历史意义等价值认知的朋友们还是充满了敬意。从大的方面看，青春写作是一茬又一茬割不完的韭菜，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但于个人而言，的确是自己文字人生中难以忘却的前提和根源，虽然我自己目前所谓的“事业有成”以1995年之后不写诗作为一个转折点，但我内心对诗歌还是满怀感恩，是诗歌使我灵魂开窍，使一个乡村少年发现了自己对人生一种新的表达与眺望，使一个闭塞胆怯的生命找到了接轨当代中国文化逻辑和思想嬗变的通道。

一切从1985年开始。

1985年9月，我以桥柱初级中学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县里最好的重点中学普宁二中读高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刘子乐是当时刚从华南师范大学毕业的略有名气的青年诗人，他上课虽然不照本宣科，但口头表达不是很流畅也不够生动风趣，这对我这个小学就读完四大名著背过三字经千字文有点心高气傲的传统型“学习尖子”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和折服力，甚至觉得不修边幅的他不够为人师表，有点点失望。

但两个月后，期中考试前的一次语文课文学常识测验，我居然不及格了，原因是刘老师出的题目中古代和现代的内容很少，当代的占了大部分，那时候我连王蒙、刘心武都不知道，更不要说北岛、舒婷、刘湛秋等和他们的具体作品了，而班上一些城里的同学都得了满高分的，这让自尊心极强的我非常震怒和受伤，觉得老师在课堂上说的“有些自认为聪明的同学不要死读书，要多加强课外阅读多了解外面的世界”就是针对我的！

我在羞愧中找了个机会请他给我开一份书单，某天放学后，他将我带到他在学校里的单身宿舍（好象还有另外一两个同学），给我们看了他们大学里一帮“野兽派”的朋友办的“啤酒花”诗报和其他花花杂杂的油印刊物，还给我们讲了他与那个时候在广东比较有名气的诗人马莉、朱子庆、洪三泰以及他的大学同学温远辉等人交往的一些逸事趣闻，应该说，就是在那个夜晚，现代诗歌猛然闯进了我的生活和生命视野，而刘子乐老师要我精心细读的那本白封面的北大未名湖诗社编的《新诗潮诗集》就是我开始诗歌文本训练的“母语”和意象源泉。此后，对现代诗歌的疯狂阅读和每天几首有病或无病呻吟的所谓“诗歌创作”成了我高中一二年级课余最主要的生活内容。

我和高我一年级的周剑科等成立了“繁星”文学社并油印了校园文学刊物《繁星》、还利用主持《二中青年》墙报的“权力”大量增加诗歌的内容等，不到半年时间，我就被人“不怀好意”地视为刘子乐的“得意门生”，成了学校里人尽知晓的“校园诗人”，我初步领略了诗歌神奇的光耀，虽然在当时那种以考上大学为第一要务的语境里，这个称谓有点被当成误入歧途的意味，好在我正常的功课还一直保持不错，学校里的教务领导对我横加干预的情况并不多，使我能够比较如愿地拓展自己的课余兴趣。

虽然对诗歌很狂热，也初生牛犊不怕虎地给一些正规的刊物投过稿，在获得零星发表之后也有一些外地的中学生写作者与我以“笔友”方式有过书信来往，但是我跟外面的社团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实事求是讲，我只能说自己在80年代中学生时期写过诗，但跟现在大家以《中学生校园诗报》为纽带努力去描述的那个潮流不太相关，只是后来在大学时代和毕业工作之后，因为各种缘由，我和这当中的一些不少人认识甚至相知，因为彼此的诗歌趣味和发展轨迹都比较接近，不少人在记忆里就把我也当成此中一员了。

事实上，像我这种状况的人应该不在少数，但他们或者因为没有坚持，或者没有被发掘与发现，就这样主动或被动失踪了。

而我能够不被朋友们遗忘甚至往往被误作当时的骨干人物，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从去上海华东政法学院读大学开始，因为刘子乐老师的介绍，我和现在不少被统称为第三代的诗人有比较密切的私人来往，同时在大学期间也组织了“冷风景”诗社并参加了“上海市大学生诗人联合会”（我是理事长之一，会长是鲁育宗，其他理事长有复旦的杨宇东、徐沪生，华东师大的陆晓东等---好像他们也不在当时的中学生诗人之列哦，可见历史往往是一部分自己书写出来并被谬传下去的），然后与北京、武汉、南京、杭州、广州等地高校的大学生诗歌社团有比较频繁的横向联络或者直接的当面交流，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就是曾经风光一时的“80年代中学生诗人”的代表，赵红尘、邱华栋、周瑟瑟、叶斌、欧宁、黄学祥（祥子）、郭羽（谷雨）、刘付永坚、安静等就是这样认识并成为朋友的；二是工作之后，我供职于影响力颇大的《南方周末》，接触面和联络渠道比较多元，以诗的名义，很多诗歌人士在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之后都会和我联络，到了广州更是至少要热闹地聚一次，像李作明、江小鱼，李少君、纪少飞、冯贞炯、浪子等都是这样恢复交往的，而南岛，更是我来广州之后意外收获的一个诗歌知己，他是当时的“十大中学生诗人”的领军者之一，外表伟岸雄俊，内心细腻温婉，素来颇有人缘，在他的引介下，他的很多朋友也大都与我相识并有所交往。

也许就是这样，我与80年代中学生诗歌圈的交往，就在朋友们的记忆中提前了。而实际上，我在上大学之前，出了普宁二中，在那时的诗歌阵营里是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谁的。

不过，我能在诗歌圈中走的略为远一点，与大学时代就开始跟这些朋友进行切磋探讨、相互或挑剔或追捧的交流还是有很大关系的，他们对我作品的认可和鼓励给了我莫大的勇气和自信，虽然我现在已经主动站在诗坛的边缘，虽然我的记忆已经抱残守缺，但重新努力去激活中学生时代的诗歌经历和与一大帮中学生诗人朋友后来的交往，还是觉得很真切、很温暖。

严格来说，我参与的中学生诗歌活动是从大学时代开始被回溯接纳的，而我的诗歌生涯，是从刘子乐老师在普宁二中的那间单身宿舍开始的。不管我的诗歌回忆是否要从中学时代开始算起，我必须要感谢的一个人，就是刘子乐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