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是同时，我有一天正在上班，突然电话里冒出来一个人，他是我的难兄难弟胡江南。我与胡江南可以说共过患难，在我最困难的90年代我们在一起并肩奋斗过。那段岁月现在回忆起来，还令人唏嘘不已。那段岁月的见证人有邱华栋、阿汤、袁作东、刘晖、张英、李冀等诗歌兄弟。与胡江南我有好多年失去了联系，记得我刚到北京时，他出差来京我们俩还一起吃过一次饭，此后便没有他的消息。这次他是从网上搜到我的电话，才打过来的。那种惊喜让我真的受不了，让我像生活在梦境中似的。好兄弟不论有多少年没联系，心里总是惦记着对方，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贵，不管你是当官了还是落难了，不管你是发财了还是平平淡淡，那个年代一起走过来的诗歌兄弟的情感是最为纯洁友好的。胡江南现在是一所大学的校长，他邀请我回武汉一次，他说他非常想念兄弟。上两周我真的在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的支配下回了武汉。我自从离开武汉去广州后就再也没有回过武汉了，是胡江南把我召唤回的。回到武汉，我的情感再一次受到冲击。热烈的拥抱，紧紧相握，不断地看对方发福了的身体。胡江南春风满面，开着车接上我，首先到茶楼喝茶，然后去他的大学参观，两个校区转下来，与党委书记见面握手。晚上他晏请我召集来的在武汉的诗友们吃饭喝酒。那天来的诗人有张先冰、张执浩、黄斌、李建春、沉河、钱省、刘洁岷等，搞得很隆重。酒喝了不少，我与武汉这帮诗人也有很多年没见面了。但我与胡江南却心中更是另一翻感情，那是少年诗人兄弟般的友情。送走武汉的诗人们，我与胡江南在武钢宾馆俩人同床长谈至下半夜，回忆起这么多年我们各自的生活，内心的酸梦与兴奋无以言表，下半夜三点多我们还拨通了在北京的尚建国兄长的电话，他是个从苦难中挺过来的好兄弟，在我俩走途无路的时候，我们都去找过他，他当时在深圳，他的无私的帮助让我俩这一生都不会忘记。建国当时在睡觉，他没想到我们俩会在那么晚还会给他打电话，但只说了几句电话就断了，第二天建国才告诉我当时没电了。胡江南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诗歌兄弟，他那么晚执意要听到建国的声音，把我从北京邀请回武汉，都是一个诗人才能干得出来的事。
　　那一个星期，我、胡江南、张先冰，我们当年的诗歌三兄弟似乎天天泡在一起，在先冰创办的武汉探路者国际青年旅馆，我们三兄弟泡着一壶茶，坐在国际青年旅馆里长谈至深夜，先冰是我与胡江南最为尊重的老大哥，他是我们这两个小老弟为人处世、作文为诗的最直接的兄长，他的智慧与善良让他在这几年里大获成功，不仅积累了大量财富，更关键的是他生活得特别有品质。他的生活一直没有脱离人文学术与艺术，他现在主张环保与节俭，主张有爱心的生活，做事的智慧与策略。与先冰在一起，让我与胡江南都受益菲浅。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那是5月26日吧，我又是在睡觉中，总是需要朋友们唤醒我，广西的汤松汤给我打来电话，他第二天到京。可惜我的车不在了，否则我会到机场接他的。松波这几年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从广西师大研究生毕业后，到了广西民族音像出版社当了几年社长，又到广西荔蒲县当副县长，现在是县委副书记。从政后松波不写诗了，倒写起了歌词，央视等各大电视台时常可以看到他作词的MTV如《牵挂》等播出，影响很大。
　　第二天中午我接到松波到京的电话。我马上通知了江熙、海啸。我一边从家里往首体的湘临天下湘菜馆赶，一边通知在京的诗歌兄弟。半路上我接上原非非主义诗人、现在是我们卡丘主义主将的朱鹰，等我们赶到湘临天下时，汤书记已点好了丰盛的酒菜了。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谈起姜红伟，谈起《回忆80年代诗歌岁月》一书的编辑组稿事宜，一边等江熙。其间我不断给他发短信催他，我想，松波来京可不能我一个人来陪他吧。不一会儿，海啸老弟从新单位《青年文学》赶到了。江熙不久也与他的美女秘书及司机同志赶来了，他一来，话就更多。松波居然告诉我们他都去福建龙岩81号江熙的老地址去找过他，那里的老居民说此人好多年没回来过了。松波还一边喝酒一边拨通了姜红伟的电话，我们一个一个与红伟说话。红伟在大兴岭似乎更显寂寞了，海啸海量，他代表红伟敬我们酒，灌得我不断上厕所。席间，江熙与催健（他叫他摇滚“主席”）通了无数电话，还与某著名音乐人通了工作电话，那天江熙喝的不多，可能是下午还有会要开，他在下午提早走了。洪烛在我们喝到下午三点多时赶来了。我们给邱华栋、毛梦溪打电话，他们听说松波来了，都放下手上的工作赶来见面。下午松波与公安部的老乡去上地办事，我拿着他的房门钥匙回到西苑饭店等那些找上门来的诗歌兄弟。我与洪烛、海啸坐在房间里等，一会儿，我们卡丘主义成员野峰同志来了，我的岳阳老乡、前诗人王向明来了，又过了一会儿有人推门是华栋，最后进来的是毛梦溪。一屋子的诗人，一房子的谈话交织在一起，真是难得的一次聚会。
　　晚上在岳阳石化驻京办事处的湘水明珠酒店又是一通猛喝，我们轮翻向松汤敬酒。席间我提起当年华栋为了招待胡江南来京，最后钱花光了有一个月时间连早饭都不能吃了，说得大家哈哈大笑。酒喝得高兴时，又是松波拨通了红伟的电话，我们一个一个与他通话，像不谐世事的少年一样大声叫着红伟的名字，大声说着彼此的丑事，无所顾忌的开着大家的玩笑，那种开心好多年都没有过了。在与红伟通话时我们还一起逼着华栋晚上必须交稿，华栋老实承诺就是再忙今晚回去10点前一定交稿。果然没几天我在红伟的博客上看到了华栋写的《谁的八十年代？》一文，对他个人的80年代创作岁月与我们的成长经历的回顾，还顺便把查建英“涮”了一把。最后是华栋带来的相机给大家照合影，围着照，坐着照，又换成一排中心人物照，我大声叫着我们抢了汤书记的位子了。真是开心的一天，因为松波的到来，我们就是同在一个城市而不常见面的兄弟又趁机聚了一回。
　　我与毛梦溪倒每隔半年能匆匆见上一面，我原来在知春路上班时，他家住我公司后边的太月园，我早晨上班时能在楼下碰上他。我每次搞的会议洪烛都会来棒场，对我的活动支持不在话下，但每次见面我们都没时间说上几句话。华栋我们常见面，只要他想见就可以从顺义斜插过来就能到我家，10几分钟的功夫就到了，有时他要到中关村买东西我就开车去接他，有时晚上聚会晚了我还会送他回去，顺便把他不要的经济学方面的书抱走一大堆。我家书架上好多书都是他的。几十年来，华栋与我共裤连裆，彼此心照不宣，我的小说创作本没什么起色，是他不断鼓励我要写要坚持写，每年他都会监督我多出小说，不能放弃。几年下来，我写了四部半长篇了，近100万字了，这其中也有华栋的功劳啊。有时我与华栋会有好长时间不见面，但偶尔我会在梦里见到他，他可能会恰好第二天给我打来电话，我心里会一惊，这是怎么回事？少年的兄弟就是如此有趣，如此几十年的兄弟情谊是没有什么可以断裂的。我有时胡思乱想当我老了当我死时，我的身边可能有华栋，有海啸，有胡江南，先冰、松波、洪烛、红伟比我年长，他们按生命规律比我要先离开人世吧，那我一定在他们身边，至少会在第一时间赶到他们身边。
　　葛红兵、马萧萧，江熙、胡江南、伊沙、南岛、葛亚平、符马活、叶宁、李建春、谷雨、陈朝华、左靖、郁舟、北琪、夏季风、徐玉昆、北极、景旭峰、邱华栋、洪烛、周劲松、欧宁、苏婷、雷霆、张英、李作明、邓凯、李阳泉、师永刚、田晓菲、毛梦溪、叶斌、符马活、左春和、邱正伦、曾蒙、赵立群、海啸、半岛、冯桢炯、洋阔、叶剑峰、胡永齐、黄礼孩、小海、他他、杨春光（他已经离开了我们）、陈岩（他也离开了我们）、张文、郝建荣、高峻、裴戈、宋瑞秋、陈东、刘晓瑜、汤松坡、陈亚军、周兴顺、章君、张先冰、阿汤、朱浩等等，这此闪烁着青春光泽的名字，在我眼里永远只有18岁，哪怕我们60岁，70岁了，我们都是青春年少的兄弟姐妹，因为我们曾经为了鲜嫩的诗歌，为了文学梦想，为了不屈的对未来世界的渴望，我们在贫穷而激情不息的1980年代奋斗过，一起走过了那段伟大的时光。

　　　　　　　　　　　　　　　　　　　　　　　　　　　　　　　　　　　　　　　　　                               　2006年6月6日于北京平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