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戏剧性的角度看
                                                                                                       程光炜

    诗人周瑟瑟在和他的一帮朋友在提倡并实践着“卡丘主义”。按照他们的解释，所谓“卡丘主义”指的是对“人类社会的生理现象”的真实的写作。他们认为，人们通常把人群中的嬉戏者与警世者混为一谈，卡丘主义者在严肃中嬉戏，在嬉戏中警世，它既不是神秘主义，也不是现实主义。一个卡丘者不会把卡丘当作后现代的消费方式，而是当作后现代的思考方式，甚至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他们通过对当今社会和人生的观察，发现“无聊”与“无知”是人类生活的最基本形态，因此，只有通过故意的“有趣”与“认知”，才能消除“无聊”与“无知”对人内心的伤害，达到“卡丘的彼岸”，获得“卡丘的快乐”，成为拥有“有卡丘精神的人”。说老实话，对于我这个整天坐在书斋里，虽然不至于“两耳不闻窗外”，但也不至身陷现代世界的人来说，我承认自己难以在精神生活上抵达它的核心。所以，我说的“从戏剧性的角度看”，意思当然不是现代主义的那层含义，也不是把现代社会戏剧化，而是把自身戏剧化，这大概就有点接近他们的原意了。
    我在另一篇谈论周瑟瑟诗歌创作的文章中曾说过“中关村”作为一个时代寓言的巨大象征性。尽管我经常驱车从那里路过，但似乎精神上与它并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磨擦，那巨大的、喧嚣的街景似乎只是作为一个外在于我的背景而存在着。可它对周瑟瑟而言就极其不同。他是一个戴着两个面具的人，在白天他是某IT业的高级主管，在激烈的市场和对手中撕杀、争斗、游戏；在晚上，当他驾车穿过整个北京的北部大街回家，面向一盏孤灯去写他的诗歌的时候，他又变成了一个郁郁寡欢并略有点小资味的诗人。他是一个有分身术的都市夜游症者，但恰恰他又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自己这种灵肉分离的存在的真实。于是，作者、叙述者、诗歌在周瑟瑟的诗歌文本中是一种敌视、紧张和战斗的关系，作品的艺术张力正是在上述不信任的紧张的关系中才体现了出来。你读他的诗，并不感觉他是在述说自己的生活，而是在写着别人的故事。你还会察觉这些诗歌其实也是一种“自动写作”的产物，字里行间冷漠无情，像是工具玩偶，诗人像我们一样只是它们无动于衷的“旁观者”。
    一个需要关心的问题是，那周瑟瑟写作的“意图”是什么，难道真像他声称的仅仅是为了“卡丘”吗？我们看这样的诗句：
     今年秋天我像只中关村的乌鸦
     我一边咳嗽，一边作报告
     药汁在嘴角
     我最近病了，美女笑话我的背
     背有点驼，腰疼得厉害
                      ——《中关村的乌鸦》
在《秋天骑马》中，他又写道：
    我们却在郊外，奔跑，谈情说爱
    马在两腿之间，云朵浮在可能是三五里之外
    就这样，发出笑声
    好像一下子老了，一下子知道了世上
    所有的道理
我的意思绝不是拿这两组完全不同的主题和意境作人为比照，而是疑惑它们为什么都出自同一个作者之手？一个写的是极其现代的中关村，另一个写是遥远的草原；一个是说他在中关村写字楼间如何苦闷、无聊和充满了恶作剧心态，另一个则说他与一位健美女郎并肩纵马于辽阔草原之上，忽然有了一种出世而远游的隐密心绪。我承认这也是我们这些所谓“现代人”的人鬼两半、秘而不宣的奇异心态，不过，倒是与彻底的“卡丘主义者”有一点相背。确切地说，那“奔跑”、“谈清说爱”、“马在两腿之间”的远游者，倒像是一个被都市放逐的浪漫主义诗人，尽管“浪漫”之中被塞进了一点点儿“现代”的杂音和杂质。然而，我确实又愿意相信这实际就是周瑟瑟和他的一帮朋友所描绘的另一个文学的图景。因为，不同于八十年代先锋诗歌嬉戏中带有绅士阶层气味的历史姿态，也与九十年代诗歌那严肃、矜持的纯正知识者不算同路，他们的“卡丘主义”确实没有了前者的“纯度”，而充满了现在都市与乡村都俯拾即是的那种“喧嚣”、“芜杂”的意象。
    我之所谓“戏剧性”，意思是不必太把诗人的创作意图过于当真。我之处于“批评”的立场上，正如我之“疑惑”。他之所谓“提倡”、“实践”什么“主义”，也正如这种姿态到底有一点虚构、虚拟的性质，是两边都踩空了的历史感受。那么，如此说来，诗歌果真的到了巴特尔所说的“写作的零度”了吗？虽然对此我也怀疑，但我仍然看到了诗人对“深度”的驱除，对“感情”的疏远，对“确定性”的视而不见，以及对影响中国新诗至深的“题材”、“主题”等等因素的故意遗忘。这些印象，在《孔庙之行》、《生日诗》、《平西府》、《香山》和《圣人》等诗作为我们提供的生活图景和细节中无所不在。它们意义多指，情感成为事实上的能指，诗意在不断被解构的过程之中。它们拼装意象，拆解完整，把真实变为虚拟，同时又把虚拟变成真实。而唯一可以成为“真实场景”的平西府，也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幻觉的所在。
    然而，我仍隐隐感到了精神的某种不安。感到了一种读诗、解诗的困难，和一种作为“批评者”地位的彷徨与迷失。时代之痛在哪里？生命之不安又在哪里？对文化废墟的关照是否还有必要？我确实想从诗人的字里行间中分辨出我所需要的东西和信息。或者我确实想从他描绘的现实图景中受到某种难以言表的伤害。我还确实不想只是呆呆地坐在那个所谓的书斋里，而从诗歌的隐秘中闻知天下，把握我这个渺茫的存在。当然，这可能是一些不准确的对上述作品的对话，是通过它略微表达一下内心世界的活动而已。不过如此去看，是否反衬出“卡丘主义”写作者们故意“不如此”这般的独特文化姿态，和对诗歌的自我建构能力？是为序。
                        2006·3·12于森林大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