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由来已久的危险在周瑟瑟的眼里是什么呢？当在阅读中发现小说人物的环境在人类社会中表明了它特有的地标性时，中关村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语境来表达它的叙事意义的。拥有科学枝术的人们“见”一切是没有危险的，就确定是好的，就将他们制造出来。在没有终极目的和生活目的的当前，科学在我们这个时代几乎就是破坏一切、抛弃一切、翻新一切，技术代表人们表达出对于道德伦理以及一切文化准则的态度。而且这种行为构成了技术与物性的相对关系——这个话题直到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才有呼应的社会现实来理会人的这类胆量与要求，当我们的理论还在说着十五世纪的社会事件时，周瑟瑟的一系列小说中的人物行为就表现出，人类当初的胆量真不算什么，那个时代的人最多是学习了神的欢乐与愉悦方式。而现在，人们追求着一些非自然的东西如神体的丰满、夸张的欢悦、铺张的喜乐、排场的幸福、放荡的享受等等。最严重的一点就是当人有了忏悔之心后人理所当然地把罪恶感转嫁自身以外的事物。

    正是展示了人快乐的无根据性，《野花为谁开》中的一些可资人物痛苦的根据也是模糊的。当我们迎面碰到人痛苦的无根据性这个问题时，有人可能想到生活目的这个问题，可是周瑟瑟的小说排斥这一点，当生活目的这个哲学概念，只能被现代人理解为一个具体的目标时，它对于终极思考仍然是模糊的。提香面对一个特别具体的目标，也曾表达过一种迷茫的目光。鲁本斯虽然是具有不同人体观的艺术家，无论是他表达神，还是描述半神，他都没有提供维纳斯丰臀的根据，更没有提供愉悦快乐的根据。我们觉得鲁本斯的所有艺术行为其实是物性使然，那么我们只能从他的艺术行为中看到不同类的“半神”或是“半人”，另一半的缺失可能就是物性之可成立的条件，另一半的不完全缺失或者就是对立显现的诱因。这些“半性”集中在一个女性形象身上，那么她的文化容量就大了，这些半性渗透到一个女性的骨子里，那她的可充容性、可塑性以及体向自由就更大了。即一个女性的形象是根据人类所肯定的物性来确定的。这个肯定的物性也许可能体现在如丹纳所说的人对于某一事物的观念上。但是提香的《乌比诺的维纳斯》（1538年，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这幅画没有给我们什么证据，而他的另一幅作品《维纳斯与琵琶手》——我们可以从琵琶手侧看维纳斯的眼神——面对一个具体的对象表现出如此的迷茫的眼神中看到根据在变化、在消失。而鲁本斯的《三美神》（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中的三位女神健硕、丰满的身躯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她们的表情欢悦而且自信，画中的形象却充满了佛兰德斯式的欢快、愉悦以及按奈不住的气息。《野花为谁开》中的生活场景同样有一些提香和鲁本斯式的油画气质，但是行为之后所表现的琵琶手的眼神在《野花为谁开》中比比皆是。——“人们彼此嘲笑，劝别去恳求/维纳斯息怒，因为这些朋友/是一种低级的情欲的牺牲品，——这些可怜的受骗者，很少看见，自己的灾祸比任何人都坏”。（[古罗马]卢克莱修《物性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54页。）那么，我们不得不说，小说对社会确定的生活目的展现出了琵琶手迷茫的眼神。

     我们虽然知道《野花为谁开》展示了处境的真实性，但是，它又让人无法不去寻找人物行为或幸福或痛苦的根据，这也许不是作者的全部意图，但是他总是让人在看似简单的叙事中，有绕不开的问题需要面对，比如，当文化观念成为生理反应的牺牲、中国人飞快跃入非物欲期后，快乐原则、幸福观、生活目的等等之类的问题，这些都成为他的小说中不可轻易回避的问题。一旦这些问题成为——既是人们痛苦的证据又绝对不是人们痛苦的根据时，物性根据论的崩溃过程让人触摸到更大的痛苦。我们一度单纯的用像“自然一样的”或像“真实一样的”的词汇来判断事物与生活，因其单纯，尼采的意志控制论与斯多亚派之间的战争撤离我们生活的时代以及大小环境，我们无意肯定是尼采的“生活不就是要不同于本性”胜利了，还是伊壁鸠鲁主义的“顺乎自然、依照本性生活”胜利了。但是到了这个时代、到了我们要面对《野花为谁开》这个问题或是这个真实的处境时，我们明显感到这个时代对于毕希纳的回应，或者人们在拓展生活空间时采用的是理性主义策略，而个体生命采用是本性的生活，如果这点成立，那么“半性”（半理性与半感性）延续到这个时代仍然不是调解对立的手段。既然如此，这个时代是否可以承认它具有非原则性，——这似乎是不可能的，虽然人们在用理性的手段获得服务于感性的生活的物资，但是，要这个时代承认它的非理性目的，可能如用我们寻找快乐的证据一样困难。在这样的困难面前，要我们指证这个社会的非理性行为，恐怕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是这个社会没有宗教的罪恶衬托另一类社会前景的光明与科学，也没有革命导向更为极端的社会形态出现；二是人们的生活形式以及生命形式在这个时代兼容了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何况当代人在摆脱了对终极目的的思考后，幸福就是欲望从一个目标向另一个目标的不断发展，前一个目标仅仅为后一个目标铺平道路。人们肯定会很诧异自己，当抛弃了终极目的和对至善的追寻，人类的行为就简单多了，幸福观就可以和欲望满足划上等号，臀部丰满的维纳斯可以确立为共和国掌门人的言论就不是耸人听闻的笑话了——这也是具有真实性的处境之一表现。

    艺术获得了何种权力才能使违背准则成为创新？！人类获得何种权力才能使消费公理成为解放？！行为获得何种权力才能使践踏自然成为快乐？！身体获得何种权力后才能使用生理消费文化成为光荣的自由？！《野花为谁开》同时展示了这个泛权力时代，社会既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各种激情喜好与欢悦，却让人摆脱了日常约束，并且毁掉了人们对于家庭和国家的热爱与忠诚，此类病垢的现代性在现代社会中出现了始料不及的后果，即使在孟德斯鸠哲学的保证下，人们也没有使自己对于快乐的追求变得纯洁，反而使追逐安逸享乐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更加变本加利。人们轻易就纂改伊壁鸠鲁生活原则以及快乐原则的行为是在发展的名义下进行的。卢克莱修宣称对于人而言快乐是善的。显然，卢克莱修的“善的”与“违背准则”“放逐公理”“践踏自然”“消费文化”肯定是相对的，那么在以上前提下的“创新”“解放”“快乐”“自由”一定是非善的，这样的局面出现后，权力该置入什么条件下来检验呢！或许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权力并不是快乐的证据，——无论是从理性的角度还是从非理性的角度都是如此。

    《野花为谁开》让我们对现代社会有了一些明了的把握，快乐原则处于一个全新社会环境中，文化变衍施行的是纂改各种秩序，国家道德、集体准则、个人品质、快乐原则、幸福标准等等，与文明标识都具有不符合性。目前，人的胆量大于艺术的胆量、人的行为大于艺术的行为，生命的举动比小说荒诞——生命进入无恐惧可言的年代，那么这个社会就出现了詹姆斯 尼古拉斯所言中的“伊壁鸠鲁无法预见的后果”。这是《野花为谁开》展示的最糟糕的也是最严峻的一点，人们在一个最阳光的日子集体忘记了这样的真实，“对于我们的福祉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去认识万物的本性，认识我们自己的本性，首要是要认识到我们的必死性。只有这样，人们才会出于完全的自觉，甘心于人类处境的真实性。”（[意大利]詹姆斯尼古拉斯《伊壁鸠鲁主义的政治哲学》华夏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122页）就更现代的理解而言，《野花为谁开》这部小说表明，在人们失去了所有行为的根据后，包括快乐与痛苦的根据后，人无论是站在左岸，还是站在右岸，无论是处于现代行列，还是处于后现代行列，人都应该知道矛盾的核心体是自我，要解决目前的处境，人必须保持自我与处境的一致性。《野花为谁开》其实为人们提供了这一抉择。

     2005年12月16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