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极简化的例子：塞车是城市发展的挠头问题，然而塞车又会增加汽油的消费，在这个意义上它有助于提高GDP。但是，塞车肯定损害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人们喜欢高歌猛进的GDP，可是GDP并不等同于幸福感。

两者的鸿沟，一般人都能从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程度和国家GDP增速的对比中有所感知。另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是，阿努瓦图是一个20多万人口的太平洋岛国，被联合国认定是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然而，在英国新经济基金会(NEF)于2007年公布的国民幸福指数报告中，阿努瓦图名列全球第一。

以GDP来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这种衡量体系从上世纪30年代便沿用至今，然而它却在9月中旬遭到数十年来最为猛烈的颠覆，诺贝尔奖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和阿马蒂亚·森担纲的法国“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国际委员会”发表一份近300页的报告，指出GDP无法衡量公众的幸福感，必须创设新的评价体系，以“幸福感（well-being）”来取代旧的评价指标，来衡量一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水平，比如，以GDP为主，加入环境和生活质量的衡量因素。

斯蒂格利茨一语挑破过去10年美国的经济繁荣表象，指出美国自2000年以来的GDP增长是不可持续、不公平的增长方式，而“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人们的处境已经比2000年差远了，对多数美国人而言，这是衰退的10年。”他说，人们以为高增长的GDP非常美好，可是美国经济的增长只是一种“幻觉”。

在金融危机过去一年的这个时候，斯蒂格利茨的言论和报告颇有时代的“醒世恒言”之感。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一直唯欧美马首是瞻，然而，GDP数字带来的社会快感忽略了环境损耗和生活质量情况，并不指向人们的幸福感。繁复的金融衍生工具在过去推动金融业发展，助长了GDP抬升，然而，它“恶”的一面一闹腾，便将过去肤浅的繁荣摧毁殆尽。美国金融业在2003～2007年创造了惊人的利润，约占美国经济利润总额的1/3，但是2008年的巨大亏损将这些利润一笔勾销。

中国何尝不是GDP的狂热追求者？金融危机之后，保8成了经济运行的基调。诚然，保8的GDP增长数字背后，代表着官方对数以千万计的劳动人口对就业的基本保证。但是，随之而来的十大行业振兴计划和天量信贷，并没有解决中国的内在经济矛盾——产能过剩、结构失衡，反而潜在地恶化这种矛盾。

尽管早在1946年便有经济学家指出GDP不能全面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但是，数十年来，却也没有别的评价体系能取代GDP的直观（尽管不全面）之效，即如最近几年，注重环保的“绿色GDP”概念流行起来，然而它也只是从环境角度对GDP作修正，仍未能全面反映经济社会发展对人们生活带来的福利增长情况。斯蒂格利茨等所抛出的报告，便第一次大规模对单一GDP为指标的衡量体系作深刻的颠覆。

这份新报告建议，新的评价体系的指向应该是一种“幸福感”。除了把GDP仍作为关键评价因素外，还应增加如下数项不可缺少的指标：物质生活条件（收入水平、消费水平、财富拥有量）、健康、教育水平、个人活动能力、政治号召力和组织能力、社会关系、环境、人身安全和经济安全。如果说GDP仍是新评价体系的主要角色，那么也可以说，新评价体系可比拟为“讲和谐”的GDP。

发布报告的委员会受命于法国总统萨科齐，早在2008年初便着手研究。萨科齐近日将报告拿到G20集会上去探讨，实际上也反映了当下各国至为操心的议题，除了把经济从金融危机中拉出来之外，探寻更可持续、更健康、更圆满的增长方式，始终萦绕心头。尽管各国的增长方式不同，然而，“幸福感”或者说“讲和谐”的GDP当会成为不言而喻的共识。

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其实是一个国家对经济增长方式、社会改革目标的折射。经济运行既要爱GDP，造GDP，更要造幸福感。把目光超越经济增长，或许更能找到幸福的真谛。【By 陈标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