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平均每天使用塑料袋2.5个，也许你认为已经很自觉、非常省着用了，对社会已经尽到了责任。其实，你并没什么道德优势，2.5个，仅仅是中国人每人每天消费塑料袋的平均水平而已。按照这样的水平，你我一样，每天都为全国30亿个塑料袋的消费做“贡献”；而全国每年消费塑料袋的总量，相当于耗用了3700万桶石油，这份“功劳”，你我同样有份。不要忘了，我们不仅是有功于全球网络科技业迅猛发展的网络草民，即是《时代》周刊所指的那个“你”，同时也是一个参与制造了全球白色污染的“你”。

中国在6月份成为又一个限制使用塑料袋的国家，正值大部分国家对限制塑料袋已形成共同行动之时。从富裕国家到相对贫弱国家，都早就对此立法，违者可被罚款，甚至获刑。塑料袋自1902年诞生，风靡全球，而终于在最近一二十年遭到最强烈的抵制。

欧美国家限塑多年，手段也多种多样，比如对塑料袋收费，提倡纸袋、棉布袋，或鼓励公众自带环保袋。有趣的是，英国一位女设计师设计出的环保棉布袋，因其时尚而引起抢购。这些国家的限塑行动已收效显著，塑料袋消费大幅度减少，而环保的、有节制的消费习惯已经蔚然成风。

全球施行的“限塑令”，反映着时代需求的演进，消费观念和行为必须有它的边界，需要对像塑料袋这样的产品的过度消费进行节制，对毫无顾忌地消耗物质财富和自然资源的消费主义进行节制。

不仅仅是限制塑料袋问题。最近十多年，工商业的一系列宏大议程，无不体现着对过度消费的节制。碳气体减排展开国际合作，可替代石油、煤的新能源迅速演进，可再生资源被循环利用，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正深入人心，这些都是时代对以往过度消费的自觉纠偏，对消费主义的节制已变成全球共识和一致行动。

对消费主义的节制属于道德问题，“理应怎么样”，至于怎样做，则仍要依靠商业行为来达成。塑料袋有偿使用，便加大了消费者的成本，达到节制的效果。碳气体减排则是迄今为止在全球合作上比较成功的一个领域，创建了全新的模式，国家间采取谈判、缔约的方式去节制碳气体的排放量，而执行层面上则由企业承担，以买卖碳气体排放权的方式来完成。商业是商业社会维系运转的基础，也是手段。所以，企业尤其是大公司，在消费主义的节制运动中理当更责无旁贷。

但是企业界很多商业行为看起来更环保，符合舆情民意，其实很难辨清真正的效果是正是负。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90年，美国麦当劳在舆论压力下，把汉堡的包装盒用纸盒取代沿用已久的聚苯乙烯，一时成为大公司处理环境问题的表率。但是有独立的研究机构指出，没有可靠的根据可证明纸盒比聚苯乙烯盒更环保，反而在制造过程中，后者比前者节能30%、减少40%的空气污染和42%的水污染。时至今日，类似的问题可能还会在别的行业出现。对此，处于舆情民意监督之下的大企业的责任心和善意，理应受到理解和信任，包括基于此责任心而采取的那些还没有被证明为错误的决策和行动。惟其将企业置于公众监督之下，惟有对企业持有最基本的信任，对消费主义的节制才有牢固的基石。在中国，普通公众和企业，当从限塑开始，让有节制的、负责任的消费观念蓬勃生长。(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