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人，读《中国古代音乐东流日本的研究》，关于乐器和乐制自隋唐后在中国和日本的传播、演变，只记得模糊的轮廓。启发很深的是，作者 赵维平教授所强调的研究主旨，日本对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接纳方式的演变。

    简要地说，在8世纪前，日本对包括音乐在内的中国文化抱着非常向往尊崇的态度，却因为日本的国家体制还没有完成，国力衰微，不具备接纳外来文化的实力。直至隋唐，日本在300年间通过十多次遣隋使、遣唐使的学习交流，才比较有组织性地、系统地将中国音乐文化传播到日本去。今日的日本传统音乐，除了不多的几种本土原创乐器外，主要的乐器追根溯源起来都是来自隋唐时期的中国，并且保留一些当时的音乐形式和组织制度；当然，大部分都是变化极大了。

    有意思的是，赵先生论及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接纳，早期乃至隋唐都体现出一种屈服的心理：“日本在吸收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往往无视中国文化的脉络体系，将中国的文化一并视为上等之品，透过这种现象，不难发现日本的接纳层仍难以抹去潜伏着屈服于中国的强盛势力所带来的心理压力。”

国力高，文化自信心也应该相对强些；国势微弱，文化沦落，对外来力量自然仰之弥高。日本从音乐制度、乐器、乐谱、乐人等的形式，几乎全面把隋唐的中国音乐文化导入日本。及至9世纪后，又大量删减、简化这种舶来品文化，按照日本当时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来选取自己所需的音乐文化，从而，这也是日本在学习理解过程中的一个局限性。

    对照一下，由于时代的昌盛，从西域、印度、波斯传入的音乐，唐朝中国都能广为接纳并融合起来。宫廷的雅乐之外，接纳了很多的胡乐，发展了俗乐、燕乐，形成兼容并包的气象。中唐时的十部乐，本国音乐只占十分之二，说明对文化的自信是非常强的，大规模地对外来文化加以接纳演化，对原有文化不是异化而是丰富和补充。

    中日在这一千多年前所体现的文化自信力的高下问题，到现在似乎还是很有启发。

    如果说文化的自信跟国力的盛衰有着正相关的关系，可是在现代中国却总是能找到反驳的例子，不过这些例子实在很荒诞。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世界也在惊诧于中国的兴盛，可是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自信是否相应提高？遗憾地说，未必。

    比如，韩剧《大长今》所体现的变异了的中国文化影子，让众多中国年轻人为之痴迷，却不知道或不懂得中国的正宗古典文化的瑰丽，甚至不屑。影视界妄图从古典中国寻找足以打动外人、昭示自信的题材，却非常不幸地只会把宫闱、权谋、脂粉、胸脯堆满屏幕，有夸张的剑术而无侠义精神，有将相权术而无“士”的精神，整个就是当下游戏人生的世界，只不过穿了宽袍大袖的戏服而已。眼量之促狭，令人扼腕和悲叹。

    中国不是正在兴起吗，那种豪迈、正义、忠信、勇武、慷慨、不羁的人性光辉乃至自信的国家心理，为什么并没有相应地回来？对什么才是真正可为之自豪的中国古典文化、现代文化缺乏认识，对外来的文化又缺乏独立判断和辨别鉴赏能力，把中国的很多东西从地产楼盘到文化都贴上国外标签以自欺欺人，标榜为什么什么的“中国版”，可是，这“中国版”里面，中国味道在哪里呢？现在这种对外来文化接纳心理，为什么像极了日本最初对隋唐文化“一并视为上等之品”的情状。想一想都觉得莫名悲哀。（完）

《中国古代音乐东流日本的研究》，赵维平，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