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北京，可能不容易体会在北京做事的一些“特色”。“自然之友”这样一个民间的环保机构，既不尖锐，也不高调，可它能立足下来，却是时时需要应对现实的“特色”。

    北京西三环航天桥是我好几年的窝的所在地。航天桥往西不到1公里，有个公园名“玲珑公园”，代表建筑是一座数公里外可见的塔，名“玲珑塔”。大约在2003年的一天，和几个同学在玲珑塔下游玩，打羽毛球。塔下应该是一片草地吧，不记得了。在此前十年，它的确是草地的。

    1993年6月5日，这一天在北京还是挺敏感的，6月初都是，公众场所的群体活动在这几年都挺忌讳的。偏偏就在玲珑塔下的草地上，围坐了多达40位知识分子，忧心忡忡地讨论中国的环境及未来。

    “如果有警察来，我们就说在纪念世界环境日。”这些忧国忧民的人当然知道在这样的日子里聚在一起大谈国是，毕竟太过于显眼，于是都多了个心眼。不过，这一天确实是世界环境日。

    知识分子们都为北京严重的沙尘暴担忧，进而谈到未来，谈到国家前路。知识分子真是可爱的人，他们要为国家发展分忧，可是却有心无力。是啊，他们能做什么，既无大权，也没财富。讨论啊讨论，他们觉得，西方的NGO（非政府组织）在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何不也学着在成立一个NGO，做些对国家有用的事儿。

    虽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是，国家的大事，要“民间”来操什么心呢。况且，升斗小民不是随便就能做事的，一切都要有正式组织和机构。换句话说，要成立一个协会，得找到一个国家正式机构做婆家，挂靠在下面。“玲珑塔”会议的发起人之一梁从诫先生，身为政协委员，为此奔波了数月，在第二年的3月份，终于得以在中国文化书院这个机构属下新设一个分院，叫绿色文化书院，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自然之友。

    自然之友能做什么呢？做高端的环境研究？没这个能力和财力。做政府决策咨询？肯定没人理。做环境教育？对，通过宣教来让更多人提高认识，才是可行的做法。而且，遵循着身体力行的宗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然之友是无为的。藏羚羊的保护中，自然之友做了很大贡献。其中，有一年，梁从诫先生给英国首相布莱尔写了封信，告诉他，藏羚羊绒在欧洲的黑市交易是导致藏羚羊濒危的罪魁祸首。没多久，布莱尔让政府取缔了伦敦的藏羚羊绒的黑市。类似的例子挺多的。

    每年，自然之友组织很多次支教，登山，观鸟，种树，赈灾，调研，宣教活动。

   13年了，自然之友在全国的会员基本保持在1000人左右，没有更多膨胀。似乎这是挺小的团体。事实上，任何一个非政府组织，加入的人数过多，反而树大招风，有害无益。特别是FL-G事件后，全国超过1000家的非政府机构消失了，能继续得以注册的机构所剩无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若不能继续存在，何谈得上改善社会呢。另外，自然之友在各地只能叫小组，不能叫分会。

这都是这家民间环保机构的政治智慧。士农工商官产学研，哪个不需讲求政治智慧呢？

    1993年6月5日这一天，这帮学者的玲珑塔会议并没有引来任何警察的过分敏感。不过，当天，北京城某地突起惊雷，电死了一个基层警察。当然，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事儿。【By 陈标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