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哥今天又打来电话,说不好意思,上次想来广州顺便看望我,结果太忙了,一直未能动身。自从前一个月我意外地接到10多年没见过面的他的电话,才知道他今日的状况。而我对他的认识还停留在10多年前。
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我坐在他前排,考试的时候他偷看我的答案是家常便饭。当然,他义气地做过些许回报,从河沟捉回来的的善咬斗的斗鱼,拣几条能打斗却注定不能当冠军的送我。
当年,日本的福寿螺刚传播到南方,物以稀为贵,竟被当作上宾对待。他家三兄弟经常到田间捕鱼虾,偶尔能捞到几个鸭蛋大的福寿螺,引为宝物。为了换取他的一颗中等如鸡蛋大小的福寿螺,我不得不用一颗拇指大的钢珠跟他换。钢珠也是宝呢。
但是谁都不敢轻易近他。他生性五大三粗,脸上带着经常打斗留下的疤痕,动不动就要打人或威胁人,常常身带小刀,伪装成一支钢笔。我没少被他威胁过,打却是没有的。
比较凶险的一次是我读初中的时候,他已经辍学。有一天我在球场旁的亿升老师的化肥铺借走篮球到球场玩,他也在那里,一起玩。他抢球特粗鲁。时已傍晚,我要
回家,拿了球便走,他追了上来把我拉住,掏出钢笔,旋出笔帽,亮出小刀,要扎我的样子,不准我走。他抢过球,用刀尖抵住,满脸凶相地威胁说不给他用就要把
球扎破。我知道他动手方面是说到做到的,被他吓坏了,只好依他回去继续打。
自此以后,很少再碰到他,只是知道他加入村里的众多帮派之一,成为一个“流氓产业者”(不是流氓无产者),仗着帮派如同土匪般的蛮横无理,在海边占海为
王,向捕鱼虾的同乡收税,或者硬性规定海里的渔获比如蟹苗一定要卖给他们,可是价钱压得很低。大家也无可奈何;有不从者便要给打伤并赶走,不准捕鱼虾。这
些占海为王者,不管是谁当头头,收税的做法都差不多,都凶狠。
不过,他现在跟村里的书记村长合伙做事了。
跟村官合伙做事,不是他被招安了,而是村官被招安。在基层农村,村官都要假借流氓产业者的手段来增创他自己的利得,而流氓藉此牟取照顾。现在,他接了村里的工程(修路之类)在做;每一次工程标的大概是10多万。他还跟书记合伙养殖牛蛙。
他并未放弃以打架立身的线路,相反,已经把它发扬光大。一个多月前,村里的另外一个帮派目不识丁,找茬找到他头上,他当即招集了五六十个兄弟去干仗。对方
人数也差不多,棍棒刀器之外,对方有人首先动枪。他这边的枪比对手更多,把对方镇住了,还把一个人打成重伤。
他说,这事儿本来他是要被判刑的,结果花了几万块赔偿医药费和上下打点,什么事儿也没有。
在这两个月的电话中,他说话再无蛮横之气,频频邀请我回去喝茶。他说,他对老同学都很好的。
回看过去,他家三兄弟经常打架闹事,危害别人,被看作村里的祸害。经过将近20年的生活,现在,他一方面纵横在村里这个小江湖里当某个小帮派之主,一方面是村官的合谋者,一方面已经是一个七岁女孩和一个四个月男孩的父亲,要承担家庭责任。这多重角色交织在他身上,恰恰集中了澄海基层农村这20年来变化的某种缩影。这是难以言说的变迁,慢慢再叙。时间荏苒,人生际遇真变化多端。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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