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惠州穷苦与怡然并存的日子

1094年，苏轼已经59岁，古时算真正的老人了。本以为阅尽人间苦乐，该是安享清福的年纪了，殊不知坎坷动荡才是他生活的主基调，那两年扶摇直上、“梦幻般的幸福”不过是小小的插曲。

就在高太皇太后去世后不久，亲政的宋哲宗任章惇（音敦）为相，开始用铁腕打压元佑党人。以苏轼为首的旧党，纷纷遭到免职、贬谪。

宋朝不杀士大夫，最重的处罚就是发配岭南，于是苏轼很“荣幸”被贬往广东英州，两个月后再贬广东惠州，且“不得签署公事”，与在黄州待遇相同。不同的是，进入老年的苏轼，再无当农民的体力，不能靠开垦荒地解决一家人的吃饭问题，于是生活又陷入困顿不堪的窘境。

起初还能用不多的积蓄勉力维持，加上惠州气候条件好、瓜果丰盛，苏轼以为坚持个一年半载，或许得到开释，就能申请退休回常州，他的心思并没有放在日常生计上。

可是随着时间推移，到了1096年，朝廷对元佑党人的排斥依然丝毫不见松劲，且牵连范围越来越广，力度越来越重。

在此情形下，苏轼清醒知道被贬谪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他着手考虑在惠州建造房屋，要将一家人从临时居所（嘉佑寺）迁出，扎根岭南。

建房岂是小事，不仅自己倾囊而出，还接受了友人的资助。1097年初搬进新居时，已是“山穷水尽”，加上微薄的薪水不能按时发放，一家人生计成了大问题。

再穷再苦，日子也要有滋有味过，这就是苏轼。他将现实中的愁苦写进诗中，用偶像陶渊明来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在夹缝中寻找生之乐趣。

《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一：

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

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

东家著孔丘，西家著颜渊。

市为不二价，农为不争田。

周公与管蔡，恨不茅三间。

我饱一饭足，薇蕨补食前。

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

斗酒与只鸡，酣歌饯华颠。

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

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

读这句“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便知，断炊是时有发生的事情，靠门生送米下锅、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无论对肠胃还是自尊心，都是一种煎熬。一世英杰，老来落魄如此，让人心疼不已。

“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再苦也不会低下高贵的头，苏轼用庄子“子非我，焉知我不知鱼之乐”的名句，将迫害他的人比喻成禽鱼，不能理解“我适物自闲”的境界，未必需要如你们那样享受荣华富贵才值得高兴，我的悠悠快乐只有我自己能体会到，因为我一切都顺其自然。

这些诗传到那些见不得他好的人耳朵里，恨意顿生，又一次发出指令：贬往海南儋（音同丹）州。

当年的海南是彻底的蛮荒之地，发派到那里，无异于判决无期徒刑。这边刚迁入新居两个多月，想寻一份清静，那边就刮来大风，明摆着就是让人不得安生。

这一次苏轼不敢再带着一家人冒险了。他将家眷全部留在惠州，单由苏过陪同漂洋过海，前往那茫茫未知的遥远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