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社会，各个领域，一片“和谐”景象，所观的，所道的，所听的，无不以和谐为追求的极致，以致社会肌理里良性循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早已暗渡陈仓为“表扬与自我表扬”。说真话，说实话，不知不觉成了稀缺资源，古训“忠言逆耳利于行”渐渐消遁无形。

风平浪静的表象，其实暗流涌动，倒不如刮风下雨，虽然激烈，却顺其自然。想起我国早年的那段文坛佳话，一群真正的文艺青年，梁宗岱、朱光潜、徐志摩、刘海粟……他们为文艺而文艺，为文艺而相守，为文艺而相斗。单纯的艺术追求，让他们沉迷其间，斗也其乐无穷，知也陶陶相悦。

近读梁宗岱散文随笔集《诗情画意》，在他典雅而古韵流动的文字里徜徉，似乎与他靠得更近了些。梁先生是一代诗人，我国外文翻译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译作《蒙田试笔》、《水仙辞》曾倾倒了多少文学爱好者。我是从《热爱生命：蒙田试笔》，开始熟识梁先生的。

他，曾经引领了我国翻译的一代风骚，行文典雅，文笔流畅，既求忠于原文，又求形式对称。翻译时不仅做到意到，而且追求形到、情到、韵到。他认为翻译就等于两颗“遥隔着世纪与国界的携手合作”，通过自己的执著与努力，再现了一部部中西方名家佳作的原貌、意蕴和风格。

他的译诗《陶潜诗选》被法国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称为“一时杰作”。

罗曼·罗兰给梁先生的信中如此赞许：“你翻译的陶潜诗使我神往，不独由于你罕见的法文知识，并且由于这些诗歌单纯动人的美。它们的声调对于一个法国人是这么熟悉！从我们古老的地上升起来的气味是同样的。”

他，生性乐观，心怀坦荡，豪放不羁，耿直的性格，常为了文学艺术上的见解与分歧，与友人辩论到底，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劲头，不辩个水落石出誓不罢休。当然撞击的火花，虽然绚烂，却也常把友人剥得体无完肤。

梁先生在《从滥用名词说起》里，便将“匕首”投向了自己的好友朱光潜和李健吾。

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依然令我记忆犹新，上世纪八十年代曾风靡校园。这本书是朱先生用了七八年的时间，苦心研究的成果。但梁先生读后却挑剔处满篇，商榷处多多。譬如：书中有如此描述“意绪颓唐时听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便觉得慷慨淋漓”。梁先生责难道：“慷慨淋漓已经是不着边际的字眼，在贝多芬一切音乐中独拿来形容第五交响曲更难以索解。”“虽然音乐欣赏是极具主观的，一本这么严肃的大书具有这种误解总不能不算是一种缺憾。”

书中，朱先生关于《月光曲》的一段文章选入开明书店中学教科书的活页文选，更让梁先生大为嗤鼻。“我们可以想象一班班的中学生会对于《月光曲》及其他，吸收了怎样谬误的观念；假如一天他们有机会亲自听到这几曲音乐，对于作者又起了怎样幻灭的感想？”

对当时已经盛名的散文家李健吾，梁先生依然爽直地指出老友文字里的流弊。“读健吾散文，我们往往感到一段文章是许多关于文艺的至理名言氏‘集句’：拆开来有时很精警，联缀起来却找不到他命意所在，最少丝毫无补或无与于全段主意的进行。”

在整篇的文字里，梁先生以鞭辟入里的笔触和真挚无它的情愫，毫无掩饰地告警自己的两位好友，“光潜和健吾都是我们现今特别成功的散文家，并且两者都是标榜着‘艺术’、‘匠心’和‘风格’的，他们对于名词的运用竟这样疏忽，这样苟且：源头既已如此，流弊可想而知了。”

梁先生直言，他写下这篇文字仅仅是为了“自警警人，自励励人”，别无恶言相向，更不是什么别有用心的乱弹，居心叵测地去诋毁自己的战友。但是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当时的文艺界和社会上还是掀起了大波澜，梁先生说文章寄出去后便立刻有几分后悔——并非因为觉得这篇文章不该写，而是因为它的语气们。

梁先生在随后的《“从滥用名词说起”的余波——致李健吾先生》一文里，有着如下的表白——

我觉得我们应该努力树立一种绝对“无私“的态度。这就是说，我们对于作品的评价，对于事理之是非，要完全撇开个人感情上的爱恶，而当作一种客观的事实或现象看待。

我虽不敏，自幼便对于是非很认真。留学巴黎的几年，又侥幸深入他们的学术界，目睹那些学术界第一流人物，诗人、科学家、哲学家，虽然年纪都在六十岁以上，但在茶会中，在宴会席上，常常为了一个问题剧烈地辩论。他们，法国人，平常是极礼让的，到了那时，却你一枪，我一剑，丝毫也不让步，因为他们心目中只有他们所讨论的观念，只有真理。我羡慕他们的认真，我更羡慕他们的自由与超脱。

一番发自肺腑的感慨之后，梁先生说道，“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法国各种学艺都均衡发展，为什么到现在法国仍代表欧洲文化最高的水准。”

用梁先生的话来形容，我们的学术界，乃至社会，多年来除了“今天天气哈哈哈，除了虚伪的应酬与恭维，你就只听见说长道短了。”

梁先生告诫国人道，“一天不能放下‘面子’和‘客气’，而在真理面前毫无掩饰，毫无迟疑地低头；一天不能有一种自由与超然的批评，我们的文坛将永无长进的希望。”

一位耕耘在文学界，单纯得如此爽直的文学大师，为了文学的纯净与美好，他以舍得一身剐的干劲，甘当，亦敢当友人身边的一位赤胆“诤友”。诗人彭燕郊说得最为形象——的确，生性放荡不羁，爱与人争辩的梁宗岱先生，确可谓之“可爱”。梁宗岱的可爱，主要缘于他的好辩，而且他与人争辩的缘由，多是纯粹的理论问题。”

可谓一语中的。

正如梁先生自己说的——“朱光潜先生是我的‘畏友’，可是我们意见永远是分歧的，我们差不多没有一次见面不吵架：为字句，为文体，为象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