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当局对富士康连续跳楼案的态度，与民众的情绪强烈程度、媒体的报道频度呈现出不同的变化。最开始时，仅仅当作个案，然后是企业内部管理有冲突，甚至还被认为来自落后的农村的打工者无法适应现代化生产与管理的结果。随着跳楼者多了，特别是在媒体的传播作用下，政府担心发生社会的不稳定，然后开始工作组介入，富士康方面采取了几项措施：（1）请心理专家和心理咨询师会诊，于是专家们给出了一个世界上自杀率的数据和富士康的自杀率的数据，结果表明富士康的自杀率只有世界自杀率的几分之一。（2）富士康采取了一些机械性的措施，如封闭5层楼以上的窗户、通往楼顶平台的同道等，要求员工有心理问题要主动想企业主管、心理师提出，设置了绘制有中层主管面具充气人让员工可以暴打出气。（3）强化而不是改善管理，最近富士康的领导层要求员工签署一份预防自杀协议书，其中有这样的条款：一是任何时候不自杀，二是自杀了不向富士康提出不符合规定的赔偿要求，而所有这些都被确定为是维护企业的利益。

先看心理学家的扯淡，如果仅仅从统计数据看，我们假设是科学可信的数据，但是在使用上有一个非常错误的问题，那就是时间。一个企业在短短的半年时间（2009、12-2010、05）跳了11个，这是一个自杀强度的问题，而撇开时间，仅仅看每十万人的自杀人数，仅仅是一个频度问题。用频度来回答强度，这样的心理学家不是成心装傻就是真心无知。再举个简单例子，抗日期间全中国直接被日本军队宰杀的平民人数，如果不考虑时间因素，绝对比不上60年来中国平民被饿死、被整死的总量，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日本军队侵华时候还是很仁慈的？

其次，富士康采取种种所谓的预防自杀的措施，说好了是治标不治本，说不好了是作秀。谁说富士康没有重视职工自杀？我们封闭了楼道，安放了供员工出气的模特，聘请了心理咨询师，能做的似乎都做了。但既然只想治标而不想治本，我倒是觉得富士康做得太不够了，应该仿照电影《农奴》里演的，每个奴隶出工的时候有武装看押，随时可以制止被认为是不听话、有危险的行为发生；出工回来，立即穿上“木鞋”，就是在整块木桩上抠出一双脚的形状，然后用铁索锁起来，吃喝拉撒全都锁在哪里，想自杀比登天还难。还可以学习中国传统上的联保连坐的模式，就是一个宿舍里相互看管，有一个跳楼，其他的都逼着跳楼，于是不想死的一定看着想死的。

第三，从这样一个所谓预防自杀的协议书，人们可以发现，富士康是一个契约主义而不是契约精神的企业。两者的区别在于，契约主义有点本本主义，什么事情以为有个协议，就合法了，就OK了。而契约精神，最根本的原则是自愿、平等和互利。在一个就业竞争激烈的场所，一个企业利用生存权来迫使劳动者签署不自愿不平等的条约，虽然从市场供求关系上讲，也不是绝对的违法，但绝对摆脱不了乘人之危的道德败坏之嫌。协议要求潜在自杀者在自杀前承诺不索要非规定的补偿或赔偿，本质上是要求自杀者在自杀原因方面承诺免除企业的责任，这与进入富士康的员工必须签署自愿加班协议书出于相同的卑鄙心机。

换个角度看，富士康如果将工厂建立在现在的台湾或现在的美国，请问郭台铭他是否敢以相同的工资而赋予台湾或美国劳动者同等的劳动强度？是否敢要求台湾或美国的劳工入厂后必须签署自愿加班承诺书？毫无疑问，郭台铭当然不敢，否则他有何必将企业设在中国大陆？然而，中国有着世界上号称规模最大的工会，有着被公认是最独裁的政府，当然也是被称为最人民的政府，那么如此公然的剥削和虐待中国大陆的打工仔，郭台铭怎么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政府至少是地方政府长期的默许甚至合谋，长期以来不拿贫穷的普通中国人当人。政府的介入为什么要遵循这样一种逻辑：自杀上网的人多了——报道多了——民众情绪可能或已经导致社会不稳定，然后才会介入？唯一的解释就是担心稳定而不是人的生命价值。如果现在的中国大众还如同鲁迅所说的，看到死人只关心抢沾血的馒头而麻木不仁，那么政府还会主动介入吗？也许会，但从这个逻辑中我没有看出来。

中国用人口红利这个略带褒义的经济学名词，来掩盖对普通人的尊严和权利的蔑视，所以，保持人口红利，就可以吸引全世界的制造业主来中国建厂，增加中国的GDP，污染环境和掠夺资源，贪官们在这个过程中谋取私利然后移民，富豪们可以以最低的花费享受世界上最好的生活品质，而百姓们则可以在日趋贫瘠和匮乏的土地之外仍旧谋求温饱，这就是我们的福祉吗？

人口红利真好，保持这个，台湾的企业主就可以在大陆赚大钱，一个能让他们如此赚钱的地方，他们怎么会支持台湾当局脱离中国呢？所以，共同发财的愿望，便取代了亲情、血缘和民族传统，成为现代社会连接台海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