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柴静

（作者：兰和）

   “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这是柴静对自己名字的介绍，有点儿冷，有点儿酷。之前之于柴静的了解，源自她的博客，文章写得很长很美，似乎有倾诉不尽的才情；照片里的她，一袭长裙，坐在复式单元旋梯木地板上，低眉沉思，很妩媚很诗意。

    “有点儿小资”，在堆满文件、书籍和录像带的办公室里，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制片人张洁和我一起抽烟探讨节目形态时，谈到柴静时笑着说出这五个字的初步感知，于我心有戚戚焉。

 

   一晃已近十年。当时的我，刚进电视台时间不长，做栏目总策划，经常会去新闻评论部去找张洁，参加《新闻调查》的选题评论会。

   在当时而言，央视新闻评论部可以说是中国电视圈的黄埔军校，出了像白岩松、崔永元、水均益等一大批在全国打响的名人。在一个类似于废弃工厂的大院里，散落着誉满全中国的王牌栏目《东方时空》、《新闻调查》、《社会记录》。。。。。。

    浅出无妨有卧龙。北京就是这样，经常在不经意间会有曾经心驰神往的人物与你擦肩而过。虽然古迹已被破坏殆尽，只剩下一个个地名，乌烟瘴气，连口新鲜空气都成了奢侈品，但每次出差回来，当飞机来到北京上空的时候，隔着舷窗，虽然入目的是一层厚厚的黄沙，但内心依旧充盈着回家的幸福感。不枉六朝古都，皇天后土，贵族气质已入骨髓。

    当时的《新闻调查》在江湖上的地位如日中天，张洁掌舵。当时柴静也进电视台一年多。2003年的非典，人人自危的时候，她冲在一线，感动了很多人，也成就了自己。

    选题会的时候柴静就坐我的旁边，身体柔弱，清秀锐利，眼睛很大、很透彻，说话干脆利落，内容丰富，一听就是喜欢读书的女孩。张洁告诉我，当时柴静进《新闻调查》的时候，他是有点犹豫的，觉得柴静是个很小资情调的女孩，做新闻调查这种硬节目不大适合，但几次节目下来，他彻底改变了看法。当时的柴静，巾帼不让须眉。

    在节目评议现场，有一位大学女教师，长相贵气，说起话来字正腔圆、脱口成章，像开了闸的三峡水坝一样一泻千里、滔滔不绝。口才之好，令人叹为观止。后来，她因百家讲坛声名鹊起，她的名字叫于丹。

    当天，我就记住了两个人，一个是于丹，一个是柴静。有时候我仔细想想，上苍其实一直很公平，每个人的成功都有其必然性。

此后，我和柴静也没有太多交集，只是偶尔见她素面朝天冷傲地匆匆而过。

 

    8月4日，当我用手机发出法院立案的公告时，内心五味杂陈。人生有时候就像一场突围，竭尽全力突破一层层束缚，从而将自己的境界圆周拓展开来，不断地为自己争取越来越大的自由空间。

    之于本案，立案是一次战术性突围。这在常人看来非常简单的一次程序性事件，却走得至为艰辛。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一幕喜剧不是用悲剧给垒起来的，单从喜剧的终点回首悲剧的时候，突然觉得悲剧在很大程度又颇具喜感。其实，喜剧依旧是喜剧，悲剧依旧是悲剧，只是心态有了变化而已。

    如果说成功立案是战术性突围的话，那么中央电视台记者柴静走进药家，并将这次访谈成功地播出，就是一次战略性的突围。这次节目采访和播出，对于整个社会情趣和舆论而言，具有全面逆转的效果，可以说是整个案件的分水岭。

 

    8月14日晚10点28分，中央电视台一套《看见》栏目，柴静拿着稿子，以她特有的叙述方式缓缓道来：“三个月前，备受关注的药家鑫故意杀人案终审判决对外公布，判决词写。。。。。。”当时，我大吼一声：“妥了！”

    很多人有所不知，由于药家鑫案本身的敏感性，在当时那种波诡云谲的舆论环境下，能在中央台播出这部专题片，无异于一场豪赌。直至播出前半个小时，《看见》栏目的主编范铭才通知我，审查通过，但也不排除临时拿下的可能性。所以直至看到柴静说出这段话，我才敢在微博上发出一条公告：“中央电视台一套《看见》正在播出柴静对药庆卫的专访。”

    此前，我一直和《看见》栏目的主编范铭在沟通这部片子。电话里，她显得异常疲惫和焦灼，播出日期一改再改，源于片子一改再改。她说片子改了不下百遍。以我做节目的经验，改一次片子意味着重写、重申、重新配音、搜索同期、重编画面、重新后期制作。。。。。。一个非常浩瀚的工作流程。

    电视人无疑就是新闻圈里的矿工。电视节目制作的复杂程度、劳动强度、焦灼和消耗感是最强的。被誉为新闻界女强人的北京电视台著名节目支持人徐滔曾经被没日没夜的工作累得心力疲惫、忍无可忍的时候，抱着几十盒素材带趴在编辑机上恸哭，结果遭到技术人员警告：“台里有规定，编辑机不能进水！”

    也正因为如此，视觉艺术的表现力才具有无人可比的强悍。

《看见》是中央一套的一档新栏目，其制片人李伦是《社会记录》的制片人，很有思想和才华，喜欢玩纪录片，是个很纯碎的新闻人。当年的《社会记录》也一度成为名牌栏目，风靡一时。范铭和柴静都是从《新闻调查》过去的。以我对这个团队的了解，在文稿和成片质量上，他们在国内电视界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但审查到这个程度，足见其敏感。中央台集中了国内一大批有理想的新闻人，在现有的空间里，很多人都在竭尽所能地捍卫真相和信念。

    最终台里副台长亲自审片。该领导把解说连着同期声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力求没有任何偏向和情感化。以前做新闻的时候，最痛苦的就是自己的作品被人修改，也经常为此事和编辑吵得天翻地覆。

但现在看来，领导就是领导，非常艺术。一方面，也保证了片子的安全播出，没有播出，片子做得再绚烂也是个鸡蛋；另一方面，通片看下来，感觉公允不煽情。虽然主题中性，最终落点在家庭教育层面的探究，但终究把事实的真相给说了出来。

    在中国做事情，必须有狭缝的概念。其实，我们都在狭缝里生长，必须有足够的耐性和智慧，而不能太理想化。这样的环境，给了这个民族超长的智慧和超强的生命力。

 

    就药家鑫案本身而言，的确只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对于药家鑫案判决结果，无论死刑死缓都有其法律依据，本无可厚非。但案件之所以特殊，就在于泥沙俱下的极为怪异的舆论氛围，其暴戾和偏执程度令人心悸不已。

   经过极端言论的血腥风雨式的洗礼后，药家鑫的家庭成了鼠舍蛇窝，药庆卫夫妇的公众形象也变得了青面獠牙。

    一方面，药庆卫夫妇确实被蜂拥而至的媒体吓懵了，变得手足无措，既然担心说话有风险，他们选择了沉默；此外，有关方面也曾要求药庆卫夫妇不要接受媒体采访，以保证案件审理的公正性。

    无论是内心恐惧还是外部要求，现实情况是，药庆卫始终与媒体没有一个比较深入透彻的接触和沟通，以至于被神秘化，继而被妖魔化。

    所以，药庆卫夫妇公众形象的矫正是本案首当其冲的第一要务。但是，让公众了解他们，并不是让药庆卫走马灯式的向所有媒体敞开大门，尺度分寸把握不当，反而会激发逆反心理。

    应对媒体，其实是个技术活。很多人一夜成名后，极易在聚光灯下迷失自我，膨胀忘形，口不择言，行为变异，彻底被媒体宠得昏头转向，最终生死两重天，成败一萧何。我把这种现象统称为“晕媒综合征”。

 

    如何高效地突围，这是我需要思考的问题。当时有很多媒体可供选择，凤凰卫视、东方卫视和中央台等，最后，中央台的《看见》的主编范铭给我电话，沟通过几次。范铭是一位颇具才情，钟灵毓秀的江南女子，原《新闻调查》的编导，中央电视台十佳优秀编导。我当时并没有立即答应，而是思考了几天。我觉得，这次突破不仅要借助一个有广泛影响的媒体平台，还需要有足够能驾驭此题材的记者。后来，范铭再次与我通话，说有柴静亲自采访。我想，这已经达到我平台与人员强强联合的要求了，于是当即应允。

 

    8月1日上午，我、柴静、摄像和编导在首都国际机场汇合，登上了飞西安的班机。当时我开玩笑地对柴静说：“网上不是说你失踪了吗？”柴静笑了笑：“准备开追悼会了都。。。。。。”

    此前传言，柴静由于对“7.23”温州动车事故进行调查，结果遭到封杀，连人带博客一同失踪。网上关于营救柴静的帖子百转千回，“寻找柴静！大家帮忙转起来！柴静是一位令人敬佩的美丽女记者，已经好几天没有在媒体上看到她了，博客也没有更新。。。”一时间关于柴静受到迫害的传言四起，网民义愤填膺。

    我觉得柴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女人。对于传言，无论多么凶险和无稽，从未见她有任何计较和回复。最近关于她的私生活的偷拍和传闻四起，某些所谓名人甚至不惜放下身段对她进行攻讦和谩骂，她亦泰然处之，不置一词。

    一个人的智慧和勇气，不在于对时机的把握，而在于对危机的处理。毋庸置疑，柴静是一个相当自信的女人。

 

    当天下午，我们一行来到了西安，在宾馆安顿下来。晚上和编导去了趟药家，谈妥了第二天采访事宜。我告诉柴静，我对药家鑫的死刑也曾有过期待，但当看到他被处决前的当天视频的时候，感觉自己像抓了一把空气，很失落。她告诉我，她的心情和我一样，心里空荡荡的。

    当时我说了一句话：人世间最大的慈悲，就是给生命一个赎罪的机会。柴静听后，非常兴奋，表示这句话一定要用到片子里头去，作为主旨立意将片子拉起来。事后证明，这句话有质疑法院死刑判决，为药家鑫翻案的嫌疑，最终没能用上。

    8月2日，在西安打出租车有难度，一行人等半天终于“劫”上一辆，我和柴静先跳进去，柴静从包里取出化妆品就地化妆。我笑着说：“你这样的身份出来，应该给配一个专职化妆师。”“不用，自个儿就行。”电视上超级职业的柴静，现实生活里就是一个邻家小妹。

    柴静走进药家，段瑞华拉着柴静的手，不停地倾诉，说到动情处，哭得一塌糊涂。毕竟是职业媒体人，刚才还说笑，一到现场就进入角色。

    在药家的采访整整耗费了八个小时，柴静就一种姿态坐了八个小时，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当时采访的时候，从中央台驻陕西记者站搬了两台摄像机过来，打了灯，整个客厅就像一个小型演播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药庆卫说到买车的时候，不由自主地长叹一口气，躲在一旁听着的段瑞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不断地抽泣。车，成了这个家庭挥之不去的梦魇。

    我在药庆卫的卧室等着。在卧室的窗台上，我看到三张西安世园会的门票，门票上夹着药家鑫的照片，作为他遗愿之一，父母已经替他实现。在阳台的花坛里，朝天椒正努力地向上生长。

    下午时，柴静他们赶去张平选家采访。药庆卫将柴静送了出去，到楼下拐角处，柴静让药庆卫止步，药庆卫像孩子一样吐了一下舌头，踮着脚向前方扫视，怯怯地说：“那好，那好，你们慢走。。。。。。”

    对于旁人的目光和看法，药庆卫显得敏感而自尊。我曾一度对老药说，药家鑫其实很优秀，只是犯了一次大错，而且他也勇敢地承担起了自己的责任，没有什么丢脸的，你要挺起腰板，昂首阔步往前走。

    在讲述别人故事的时候，我们往往站着说话不腰疼。不在那种处境的人，其实很难理解药庆卫的心境。

我当时担心采访一旦让张显知道，必定会在网络上炒起来，如此，会给央视的播出造成极大的风险。于是，关于对死者家属的采访最终确定在张平选家。

 

    8月2日上午（注：根据上文和我张显本人获知的信息，应该是立案前的一日，8月3日），柴静去采访张平选。下午5点多，柴静给我打来电话，说张平选说得很好，很令人感动。张平选向柴静表示，有机会的话，愿意去看看药庆卫夫妇，坐下来和老两口交交心，毕竟药家唯一的孩子没有了，但老张家还有两个，况且孩子的罪过不关父母的事。

    唯有面对利益和死，人性的纯良和丑恶才得以昭然。

    我小心翼翼地向段瑞华转达了张平选的原话。段瑞华的情绪像开了闸的洪流一样，号啕痛哭起来，哭得像个孩子，反复地说，“为什么，为什么一点希望都不给我们留下呀。。。。。。”

    有时候觉得，死刑不仅仅是对肉体的消灭，更在于对家人精神的摧残。父母带着孩子去自首，目的也在于能给孩子一个从轻发落的机会，而不是为了将他送上绞刑架。尤其对于独生子女家庭，杀一人，意味着灭三口。

    这里确实涉及一个司法伦理的问题。我国古代就有“留养承嗣”制度，即死刑犯为独子，而祖父母、父母年老无人奉养，经皇帝批准，可以改判重杖一顿枷号示众三个月，使其能免一死，侍奉长辈。

    死刑是剥夺人生存权的最不人道刑，无回头路可走，所以用时需慎之又慎。

    出于对案件的敏感程度，同时对中央台对审片制度严格程度的理解，我当时觉得，将希望寄托在中央台身上绝非上乘之策。于是联系《新京报》的孔璞在柴静采访的第二天就进了药家。

    对于安排孔璞的采访，用意有三：一则，规避破灭片的风险，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百分之一百的寄托，极易换来百分之一百的失落；二则，平面媒体的介入，在确保安全的同时，又能避免同质化的竞争。报纸和电视的表达形式的差异，可并行不悖。况且，《新京报》雄踞京城高地，又有南方报系的血统，在社会上声誉颇高；三则，纸媒的介入，让事实真相点滴流露，曲线救国，可为柴静片子的播出减缓压力，杀出一条血路。我的想法是，尽量不要让中央台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避免枪达出头鸟，从而确保这次颠覆性的机会不致消失。

   孔璞是个很年轻很利索的女记者，此前我了解她的经历，在“邓玉娇案”的报道中的表现令我非常叹服。她告诉我她的父亲也是个军人。所以，她特能理解药庆卫的做法和思维方式。

    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误解仅仅是因为立场和视角的差异罢了。

    8月7日，《新京报》刊登文章孔璞对药庆卫的专访“药家鑫父亲坦言不理解儿子”，这是媒体第一次对药家进行客观全面的报道，该报道打动了许多人，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也为柴静的采访的安全播出舒缓了压力。

    孔璞告诉我，见报的稿子并不完整，原稿很多非常好的内容都被删除了，为的是报道的安全。有时候，媒体人的悲哀在于想说的话说不出口。

    以前媒体关于死刑犯父母的采访，基本都是阶级斗争式的痛斥、忏悔和反思三部曲，将媒体等同于刑场，一枪打向死囚，一枪杀向其父母，没有任何人性的表达，极不人道。

    我印象中，最为极端的例子是潘堃案。2000年南昌市东湖公安局刑侦队长潘堃在抓捕犯罪嫌疑人过程中，遭遇顽抗，中弹身亡。此后，六名罪犯被处决。在这六人中，胡成、胡刚是两兄弟。记者参访胡氏兄弟的父母时，他并没有流露本能性的丧子之痛，而是痛斥这两个衣冠禽兽，并告诉记者，这两个儿子从小不听话，为此他还曾经将他俩绑在树上吊起来用木棍抽，大有“早知如此，当初何不”的意味。这样的语态，无疑向社会宣讲一种仇恨和暴力的轮回，极不负责任。

    我们的媒体和受众已然习惯了这种以暴易暴的报道和阅读思维。孔璞的文章无疑是一次意义深远的突破。悲伤，也是一种权利。

这篇报道也成为当年《新京报》人物报道奖金奖作品。无论如何。该报道吃了第一口螃蟹，担当了极大风险，同时也为后来的报道铺平了道路，将严峻的社会舆论堡垒炸了一个缺口，让阳光照进了这个应该被“满门抄斩”的“万恶的家庭”。

   “家鑫走后，我们夫妇陷入了悲痛与自责中。张显在网络的谩骂、羞辱、散布的大量不实言论，让我们雪上加霜，亲属因谣言的猜忌使我们孤立无助，我们被沉重的思想压垮了身体。我爱人更是语无伦次，经常自言自语：‘后悔没有给孩子做最后一顿饭。。。’，现已患上严重的抑郁焦虑症。家里犹如人间炼狱。”

    《新京报》报道当天，药庆卫在微博上感谢法院给了他能在公正、公开场合说话的机会，感谢我给他们的法律帮助，希望通过这次诉讼能还他们夫妇和家人平静的生活。另外向全社会告知了一个事实，段瑞华已经患病住院。这个家庭其实已不堪一击，两夫妻倔强地生活着，在某个节点，极有可能轰然倒下。

    我回应道：“本律师只是尽到了作为律师的本分而已。其实，本案的意义在于，张显的所谓正义模式不能成为范式，自由的网络言行也要有所敬畏，不能没有边界。否则，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帮助药庆卫，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自己；保护药庆卫的合法权益，其实，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

   这篇报道给媒体的理性介入打开了一个缺口，紧接着，《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南方人物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等知名媒体都开始对药家的理性探究。

   通过这样的媒体选择，我可以规避开电视媒体的采访，避免与中央台的报道产生竞争性冲突。8月14日晚，范铭通知我播出的信息后，声音很疲惫：“我都回家休息了。。。。。。”

 

   “8月14日晚28分，中央电视台一套《看见》栏目播出对药家鑫父母和张平选的访谈。以平等的视角和平和的语态向全中国展示两个平凡且和善的悲剧家庭。兰和律师对柴静以及她的团队的专业精神深表欣佩。让一个被谣言妖魔化的家庭发出最真实的声音，在虚妄暴戾的氛围里，难能可贵。道路不易，小步徐行”在片子播出后，我在微博上发出这条，“道路不易，小步徐行”是柴静文章里的一句话，我看后很喜欢，就引用进了微博。

 

    此前，范铭对我说，希望药庆卫夫妇能走出阴霾，我告诉她，其实阴霾是走不出来的。“在狂躁失控的正义声中，药家鑫父母被捏造成社会阶层最敏感的的角色，接受全民审判。此时，能够突破重围发出理性的声音尤为艰难。中国最优秀的新闻人柴静女士平和地向大众展示两个普通和善的悲剧家庭。兰和律师感叹，阴影是永远走不出来的，我们能够做的是阻击阴霾的重现。”

 

    该片播出后，很多网友电话我，说自己边看边哭。我躺在床上，泪水顺着腮帮子不停地流淌，这么多天的日子是如何的苦闷委屈，始终没能说出口，终于有人理解了。

   舆论终于冲出重围。直至今日，我依然认为，这是非常神奇的一笔。

 

   “药家鑫案已成过往，但也许这一切，对很多中国家庭仍有启示，就像药庆卫说的那样，我们必须从死亡中有所学习，因为，这里有血的教训。”柴静说。

 

 

   （摘自《围观时代》的“看见柴静”篇P76页至p85页，作者兰和，法律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