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作为医生把职业责任感看得十分重要，身心皆为此奔忙并自以为乐。某一天，当他被迫放下了这一重担干上了玻璃清扫工后，并没有丧魂失魄，反倒惊讶地发现从未有过的轻松，这是免除责任劳役的轻松，也是摆脱束缚由重到轻的轻松。

“做的是自己完全不在乎的事，真美。从事的不是内心的“esmusssein!”（非如此不可）逼着去做的职业，一下班，就可把工作丢在脑后，托马斯终于体会到了这些人的幸福（而从前他总是对他们心存怜悯）。在这之前，他还从来没有感受过不在乎带来的快乐。以往每当手术没有如他所愿，出了问题，他就会绝望，会睡不着觉，甚至对女人都提不起兴致。职业的“es muss sein!”就像吸血鬼一样吸他的血。”

托马斯没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常有的道义感，降低社会身份没使他感到屈辱反而是轻松，工作的简单时间的轻松给他大把的机会与多个女人完成性活动，没有爱，只是动物式的交配——像托马斯这样的人一旦剥去社会赋予的外衣，不过是赤裸裸的动物；对于这样的“人”，我觉得社会做的不算错，本来是兽的人何必让他们披着人的外衣？

托马斯总是找女人，但也认识到：“跟一个女人做爱和跟一个女人睡觉，是两种截然不同，甚至几乎对立的感情。爱情并不是通过做爱的欲望（这可以是对无数女人的欲求）体现的，而是通过和她共眠的欲望（这只能是对一个女人的欲求）而体现出来的。”

他对与特蕾莎的关系上一直做着情感斗争，反复地矛盾着。书里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托马斯在给一个病人做检查，眼前的病人变成了特蕾莎。他定了定神：别想了！别想了！他自言白语：我得了同情病，所以她走了，我再也看不见她了，这倒是件好事。我要摆脱的不是她，而是同情病，是我原来没有得过、由她给我接了种的同情病。星期六和星期日，他感觉到温馨的生命之轻从未来的深处向他飘来。星期一，他却感到从未曾有过的沉重。重得连俄国人的千万吨坦克也微不足道。没有比同情心更重的了。哪怕我们自身的痛苦，也比不上同别人一起感受的痛苦沉重。为了别人，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痛苦会随着想象而加剧，在干百次的回荡反射中越来越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