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在70年前就感觉到或悟出“网络”，你看：中国诗人用的世网二字，现在更见确切。世界真如一口网，横一条，竖一条，东牵西拉，把你紧紧捆扎在里面。

不过，我从钱穆所得不多，那种民国以前的语言让我难以卒读，能有数行有感文句已属难得——

神是非人间的，圣则是人间的。神是超人间而投入于人间的，圣是人间的而又是超出于人间的。

在人生中间确曾有过圣，但亦确没有过神。神是纯想像，纯理论的，而圣则是经验的，实际的。纵然其间多少也有些人类的想像参加了。但神是在纯想像的底子上而涂抹上人生的实际经验，圣则是在人生实际经验上而涂抹上些想像。

圣世与神国又不同，神国须把现世倒转到创造者那边去，圣世则即在现世上建造，依然是一现世。换言之，神国在天上，圣世在地下。神国在以往，圣世在将来。或者说神国在外，圣世在己。

原始佛教，本来应是一个祈求出世的宗教，如是则依然面向着自然，依然不失其探讨自然的热忱。但佛教一到了中国，出世的意味转淡，台贤禅净中的佛菩萨，便和中国社会的圣人益发接近了。眼光心血转向到人圈子里来，中国高僧们的终极想望，其实只不过要做一个中国化的西方圣人，即是一个寄迹于人圈子里而闪身在人事外面的新圣人。这便成为佛教之中国化。道家非圣无神，他们则在想做一出世的仙人。仙人只想跳出人世间，但并不想跳出自然界。似乎在中国人的想像中，自然界之外，或自然界之上，好像再没有别一世界了，好像再没有别一种东西像神之存在了。因此中国社会一向所崇奉之神，其实仍是由人类转变为神的。中国人心中所想像之神和仙，其实也都还是人呀！ 

若一个人一个人分析看，则人类确有种种缺点，种种罪恶。因为一个个的人也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已。但你若会通人类大群历史文化之总体而观之，则人世间一切的善，何一非人类群业之所造，又如何说人性是恶呢？

烹饪的质和味，建筑的料和样，行路的工具与设备，凡属物质生活方面的一切，都先我而存在，超然独立于我之外，并不与我同归消灭。你却说是“我的”，如何真算是“我的”呢？外面早有这一套，把你装进去，你却说这是“我的”，认真说，你才是他的。

任何一个人的思想，严格讲来，不能说是“他的”思想。那里有一个人会独自有他的“我的思想”的呢？因此严格地说，天地间绝没有真正的“我的思想”，因此也就没有“我的”，也便没有“我”。

参加住屋，不如参加造屋。参加听戏，不如参加演戏，更不如参加编剧与作曲。人生和演剧毕竟不同，因人生同时是剧员，而同时又是编剧者作曲人。一方无我，一方却是不朽。一般人都相信，人死了，灵魂还存在，这是不朽。中国古人却说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凡属德功言，都成为社群之共同的，超小我而独立存在，有其客观的发展。我们也可说，这正是死者的灵魂，在这上面依附存在而表现了。

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标榜着一种中和态度的人生哲学，显然是由中国北方农村经济下产生。他们不耽空寂，但也不着功利，儒家的中和态度是笃实的。墨家在当时，大概他们的出身较儒家是更艰苦些，因而他们笃实的意味也较儒家更浓厚了。由笃实而走上艰苦的路，便不免有些像贪功利。当时中国北方农村需要笃实，却不必定太需要艰苦。因此墨家思想终因其太接近计较功利，而没有儒家般易受人欢迎。道家则较闲散，但又折向空寂了。只有儒家在不太紧张，又不太闲散之中道上，这是中国思想之正脉。

东方人说，鬼者归也，神者升也。鬼只是己死的人在未死的人的心里残存下的一些记忆。那些记忆，日渐退淡消失。譬如行人，愈走愈远，音闻隔阔，而终于不知其所往。至于那些记忆，仍能在后人心里活泼呈现，非但不退淡，不消失，而且反加浓了，反更鲜明强烈地活跃了，那便不叫鬼而叫神。鬼是死后人格之暂时保存，这一种保存是不可久的，将会逐渐散失。神则是死后人格之继续扩大，他将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永远昭昭赫赫地在后人之心目中。

西方自然科学是紧张心绪下的产物。他们爱把一切不相干的东西尽量剔除，专从一点上直线深入，因此便有一切科学知识之发现。

蜾臝虫捕捉螟蛉，把来藏在阴处，再从自己尾梢射出一种毒汁，把那螟蛉麻醉了。然后在那麻醉的螟蛉身上放射子卵。待那些子卵渐渐孵化成幼虫，那时螟蛉尚在麻醉中，尚未腐烂，然后那蜾臝的幼虫，可以把螟蛉当食粮。待到螟蛉吃完了，幼虫也长成了蜾臝，可以自己飞行觅食了。这又是一番大计划，大经纶，但那蜾臝也像没有如此思想过，只是平白地径直懂得做这件事。心理学家也称此为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