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在第一个老师那儿学了一年多的小提琴，我越来越觉得该换老师了。

经过一年多的观察，我觉得迟老师的小提琴水平很不专业，从持琴姿势到音准的基本练习，他要求的都很不严格，老是讨好、迁就家长，这样长此下去，孩子会养成不好的毛病，基础若是打不好，往后再想提高可就难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看法，还有两位家长也这样认为。

经过旁人介绍，我给女儿找了第二位琴师。

这位老师还很年轻，在大庆歌舞团拉琴，小提琴是他的专业。我领着女儿跟这个姓 王的老师见了面，事情就定了下来。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我每周都带着孩子坐公交车去萨尔图学琴。再后来，老师又多了几个乙烯的学生，就改为他每周到乙烯来，我们也就免去了乙烯、萨尔图的来回奔波之苦。

换了新的老师，女儿差不多是重新开始，要改变不标准的持琴姿势，同时要加强音阶的练习。每节课都是先拉音阶，然后是练习曲，再后是选定的演奏曲。我还是一如既往地跟着，回到家里，女儿练琴，我在旁边眼睛盯着女儿左手的指位、右手的持弓，耳朵听着音准，不时地提醒拉琴的姿势。随着学习的深入，到了后几年，我的眼睛“解放”了，因为肉眼根本跟不上指法的变换，只能从音色上、节奏上给女儿“帮忙”。

随着女儿的逐渐长大，小提琴也由1/4、2/4而换为成人用琴。第一把琴（1/4）是我在乐器商店买的，后两把是王老师给买的，人家毕竟是专业的嘛，尤其是最后的成人琴，因为“要陪伴女儿一生”，就托他给选了把品质价位适当的。当然，那几年还配置了琴弓、谱台、节拍器等其它零碎。

小提琴每年都有考级。女儿在练琴的第二年参加了业余3级的考试，勉强通过。后来的5、6、8级考试，也通过了。我对考级并不热衷，开始时觉得对孩子是个锻炼，后来感到太耽误时间，因为每要考级，就得把课停下来，至少花上三个月的时间，反复练习考级的那几首曲子。此外，我发现这样的考级也不正规，主办者是以牟利为目的的，不是拉得实在拿不成个儿的都能通过，这就失去了考级的意义。而且，从一开始，我就没抱着为了孩子升学加分而考级的想法，何况考级的严肃性颇为可疑，也根本加不上分。

女儿学琴的最后一年（2004年）参加过一回省里举办的青少年音乐大赛，得了个鼓励性质的优秀奖；我的想法是锻炼女儿的临场经验，并非为了得奖（心知肯定也得不上）——拉完琴后女儿告诉我说，“站在台上腿直得瑟。”

女儿在这个王老师的指导下学琴的时间最长，前后约六年时间，上课地点换了几次，有一年多就在我的家里。

做一件事若坚持得长久，对几方面都是考验，学生与家长自不待言，对老师也是如此。

指导这个程度的孩子拉琴，王老师的水平毋庸置疑，但时间久了，我发现他越来越懈怠，在孩子拉琴时，他常常精神溜号，有几次甚至打起了盹。

对孩子来讲，她害怕这个老师，因为从他嘴里听不到赞赏、永远是挖苦与批评。这很影响孩子学琴的兴趣，对拉琴她是越来越厌倦，只是在我的督促下不得不拿起琴来——这些感受是孩子后来跟我说的。

我和另一个学生的家长对王老师的授课有过交流，感到再这样下去效果会越来越差，于是，心里又有了换老师的想法。当我们委婉地表示孩子不再学琴了时，王老师似乎很委屈，有些不理解。其实，在孩子跟他学琴的这六年里，我很尊重他，请他吃过饭，尤其是在我家里上课的那一年多，每回课前我都烧好开水、沏好茶、调好灯光，还给他省了房租，而我交的学费一分不少。

女儿最后的一个琴师也姓王，是个女老师，哈尔滨歌舞剧院的。应该说，女王老师的水平不比男王老师差，连女儿都说“很有气质”。可是，女儿拉琴的兴趣被烤干了，琴课也由一周一次改为两周一次。这样的练习等于白搭功夫，练琴成了折磨，我无法在勉强下去，加上还有一年多就要中考，半年之后，女儿的练琴生涯宣告结束了。

女儿在第一个老师那儿学了一年多，在最后一个老师那儿带带拉拉地学了半年，跟中间这个老师学了六年。女儿总共学了八年琴，我也跟了八年，最后还是撂荒了。我说，虽说不跟着老师练了，但也不能荒废了，学习之余拉拉琴就当休息了，不能让手指僵硬了。唉，我的这些话说了也等于白说，从拉琴之苦中逃离出来，孩子可算松口气了，哪还会摸琴，至于将来后不后悔，没到那个年龄，她怎么会想得到呢？
               （这张照片摄于2004年1月7日，是为了参加省青少年音乐大赛到照像馆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