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县城上了三年的中学，基本上跑了三年通勤。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高考的恢复点燃了学习的热情，上大学成了许多年轻人的最高梦想。我刚去肇东上学没多久，家乡又有好些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学生踏上了开往肇东县城通勤的小票车，成了我早晚的同伴。

我在尚家中学同过一个月学的胥吉顺在学习上也小有名气，是被视为“大茄苗子”的两三个人中的一个。他一直在尚家中学念书，没去县里，升高中考试他是尚家唯一的一个考上肇东一中的人，他的分数只比我低几分，这让我暗暗惭愧，我可是在县城上的学呀！高考那年他落榜了，复习一年，次年考上了西安一个学校，后来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公社卫生院的曹大夫把他的两个女儿先后送到肇东上学，老大曹俊丽曾是我八年级同过一个月的同学，相互没说过话。她读的是文科，这也适合于她，因为她特能背题。曹氏姐妹像极了她们的父亲，都有一张馒头脸儿，虽然爸爸是个医生，可她们都病病秧秧的，好像一阵风就能把她们吹倒了。曹俊丽跑了几年通勤，最终没能考上大学，念了个中专。

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尤志忠，家住北头七队，到五中降了一级念初二，到末了啥也没考上。但他总是吹吹呼呼，好像啥都会似的。

另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孙立国在二中读文科，整天拿着地理历史书背，车上车下，走道都拎着书看几眼，边走边嘴里念念有词。后来他考上了省警校，当了警察，他那墩实的身板的确是块干警察的料。

这些都是和我一起早晚跑通勤的人。在这群人里，我是学习最好的。

小票车在每天早晨的5：40进站，不过经常不准时，老是晚点，晚个十分、八分的是家常便饭，算不上晚点，要是晚上一两个钟头上学就迟到了，更糟糕的是有时这趟车会突然停运。车站上也说不清楚火车晚点多长时间。如果晚点时间太长，我只好骑自行车去上学，那时县城与尚家之间不通汽车。那二十里路很烂，不像现在这样好走，我得花一个多小时才能骑到学校。

那时跑车板的买卖人不少，分“尚家帮”、“五里木帮”和“宋站帮”，大多数都是农村妇女，天天往返于她们的家和肇东之间，倒腾粮食、蔬菜或鸡蛋等农副产品。小本生意没多大赚头，所以她们从不买票，更不办什么通勤票，遇到查票就东躲西藏，有的还呲溜一下钻到座席底下藏起来。有经验的老油子一看后（前）边开始验票，就往前（后）走，等查到这节车厢了，她也到地方了。若是没逃成票被抓住了，她们就软磨硬泡，说着好话、可怜话，只要不罚款，训一顿无所谓。碰上实在不开面儿的列车员，她们就掏出一毛钱偷偷塞给列车员。有的列车员不吃这套，干脆把她们拉过站再撵下去。她们不怕这个，搭另一趟车再坐回来。有些人为了能长期不买票坐车，就跟列车员套近乎，给列车员带点鸡蛋了什么的，还有的替列车员扫地撮煤干活儿，这样换来免票乘车的方便。有时列车长和乘警采取联合行动，两头一掐，往中间赶，一个也跑不了，死磨硬泡不成那就只好补票了；不过这样的联合行动并不常有。

我们的通勤票是学生票，分月票和季度票。我刚跑通勤时办的是月票，记得是3.3元。但长年跑车板儿，列车员都认识我们了，大概也不想难为这些上学的孩子，为了给家里省几个钱，我们后来大多不办通勤票。

我们通勤的这一小帮儿学生，一般都是最后上车，大多不进车里边，站在车门口拿本书看，有人就说我们“真能学，太认学了”。车一到站，我们最先下车，出了闸口（出站口）就奔向各自的学校。

有时只上半天课，或者下午上了一两节课就放学的时候，要是等晚间6：45的小票车回家那等的时间就太长了，我就琢磨着搭其它车回家。我家所在的站太小，快车一般不停，我就随时抓过往的货车。凭经验我知道下午两、三点钟有一趟“小节节”（短区间内倒短的货车）基本是站站都停，于是有早放学的时候，我就坐“小节节”回家。“小节节”也并非每回都停靠尚家，有几次我就被拉过了站。有一天我搭上一列油罐车，轰轰隆隆把我拉到五里木，看实在等不着车了，我只好徒步二十里走回的家。最远的一回我被拉到了曹家而车还不停，就趁火车正慢行通过，跳下来赶紧抓上一列往回开的货车回返，谢天谢地，这趟车在我家那儿停了。有一次“小节节”到站未停，也是慢行通过，但速度还有些快，我跳下来后顺着车行的方向可着劲地跑，没想到脚一着地，后背像是被谁推着一样，两腿居然跟不上，一个前趴摔在铁轨边，造了一胸一手的黑灰——这事儿想起来有点后怕，如果对面来趟车，如果头撞在铁轨上……我没敢把这事儿告诉爸妈。

读完高中，我考上了大学，也结束了三年跑火车板的通勤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