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到一篇博文，把李自成的失败归咎于鼠疫，乍一听真是耸人听闻！一场声势浩大、推翻了朱明皇朝的历史性革命，真的会败于一场瘟疫吗？历史虽有偶然性，但还是以必然性为主流，我没有探究真相的能力和动力，只是难以置信而已。

并非巧合，我正在读迟子建的新作《白雪乌鸦》。中秋节一天，我呆在哈尔滨的宾馆房间里看了这部小说的前半部分，这回我从头读起，将其全部看完。

午后苍茫时分，合上《白雪乌鸦》，望窗外，心里似也染鼠疫般地沉重。

小说写的是一百年前的哈尔滨发生的一场鼠疫，迟子建以她一贯的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勾画了瘟疫所造成的惨象，对处于疫区中的各色人等的刻画达到了残酷般的真实程度。这些人物中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是生活在底层的平民，他们要比“上等人”更生动逼真——那个面丑不善、随儿子而去的金兰、身世可怜的翟芳桂、活泼可爱的喜岁、侠义的老板傅百川……要说写得最好的还是“反面人物”，如超级吝啬鬼纪永和不亚于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生理与心理极端变态的太监翟役生。鼠疫夺走了数千条好人、坏人的生命，也让人性的善与恶来了一次大发作。

迟子建抓住瘟疫这根主线，为我们演绎了一幕百年前的悲剧——非常难得的是这悲中不乏生命的顽强亮出的笑声。

这部小说再次显示了迟子建的功力，行文老道得令人叹服。

我能看出，为了这本书她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后记中她提到自己查阅了诸多史料，走访了道外那片发生过这件大事的旧地——所以，我才能够设身处地，感觉到那透骨的真实。

如果没有这本书，有谁能知道百年前的哈尔滨曾遭受过这样一场灾难？因为这本书，我才想起似曾听说过“傅家甸”这个地名；如果没这本书，我还不知道道外有座道台府，尽管我在哈尔滨生活过不短的时间，也去过道外多次（不久前就去过）。

我认为，《白雪乌鸦》是迟子建的又一部佳作，质量、水平甚至要超过《额尔古纳河右岸》；我尤其感觉到，作为作家，迟子建更加地“稳健”，也就是——愈加地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