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相知

 

上世纪1975年1月20几号，我记得离开新疆是过了春节的初三，我告别了石河子的亲戚，开始了东行的路程。在乌鲁木齐站我登上乌市发往上海的54次快车。列车准时发车，一路就是吐鲁番广袤的盆地和隐约可见天山的余脉蜿蜒不断，荒芜的戈壁滩充斥眼帘，没有看到像巴里坤草原那样牧草过膝，牛羊马匹四处悠闲的觅食。出疆的列车旅客空空如许，甚至夜晚车厢里都感觉逼人的寒气，那时人流稀少都在家过春节呢，谁还千里迢迢去远处啊。 我将自己身上携带的衣服全都像包粽子一样包裹地严严实实，但还是寒意凛冽，我不敢睡觉，在空旷的车厢里来回走动，这样增加一点热量以抵御新疆境内零下十几度的冰冷。

经过一夜夜不成寐苦不堪言的煎熬，我所乘坐的列车过了玉门，就明显感觉车厢的人气上升，车厢的锅炉也开始发挥保温取暖的效果了。 就在这时列车经过酒泉，上来了一群知青，他们按照当地公社的要求，知青中能有一技之长的，像说学逗唱，弹琴跳舞的都集中公社里参加公社组织的春节文艺节目，就这样他们阴差阳错与我在出疆的列车上相遇。说来真是无巧不成书，他们是七局三中的73届毕业生，专门组织了十几人在酒泉附近的倪家营子插队。对于这个熟稔不能再熟的地名，那是三十年代红军西路军最后灭亡的地点，整支队伍被马匪彻底绞杀，只有少数人侥幸逃出经过祁连山留存下来。

 三中的同学与一中的同学交往不多，我也在小学二年级在三小上学半年，从心里深刻体会到局院的孩子对晏家坪下来的同门兄弟姐妹的歧视和冷眼嘲讽，比如学校组织学生去七里河电影院看电影，队伍经过建工中街的时候，总被淘气不懂事的小屁孩追着队伍嗤笑，“什么晏家坪的沙锅子，到局院像傻子”。这句话极有杀伤力，局院里孩子也没有受到良好的家教，干着挖心伤肺的事。我们局院的人和晏家坪的同学却能一见如故觉得就像至亲好友一般，或许插队生活转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我们遇见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情景，更多还是局院的情节。

 这位叫赵旭的三中学生，思维活跃，言语精彩，一看就是在三中受到全面教育的优秀学生，他很少谈自己的插队生活，而是一丝不苟聆听我款款而谈有关新疆的感受，我们一见如故没有任何芥蒂，一方面也是源于我家也在晏家坪住过，说起来话还投机。另一方面，在中学时经常参加学校间的田径比赛，像三中的王泽琪、郭熙华，都是熟人。就这样我们就是成了没有隔阂的校友了，从酒泉到兰州二十多个小时的路程就没有感觉有多么无聊和乏味，因为已经把西域之路变成一次倾心游览的观光之路。

 青海长云祁连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那些古人激昂慷慨的诗句成为我们不停的话题。我们谈起自己在农村的打算，都很励志，真正做到炼红心，健体魄，成为新一代的知识青年。

 到兰州了，我们从西站下车，因为是知青或准知青，也没购买车票，我们惜惜相别，以为就是一次偶遇，相互说一声再见。可没想到是他在过了两天后，专门找到我家，郑重其事地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我也想着第一时间推辞，毕竟我们是路遇的局院子弟而已，还隔着一个山坪，但黄旭真是诚心诚意地相邀，我就随他去了他在晏家坪北村的家，他父母精心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因为赵旭的母亲是上海人，这桌沪帮精美的菜肴，就成为我挥之不去美味佳肴留存齿间。 那时每家的生活水平都是温饱型的，能请一位路遇的生人去家里参加春节的家宴，这得要多大面子啊，可以看出赵旭在家里不容置疑的地位，赵家宴请的时间已经是初八了，一家人精致的菜肴盛满对黄旭的厚爱以及对黄旭相邀客人的敬重，这也是多年我念念不忘的原因。

赵的父母是一个非常好的老人，赵旭也没有一中三中的成见，就把我当成他的最好的朋友。 那次相聚后，我们却少有联系，一是我们都忙碌自己的事情，我去了榆中插队，因为生活环境很糟糕，精神上承受着别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我也再没有与赵旭联系，渐渐就断了音讯。 直到去年回兰州，恰好遇见与赵旭弟弟一起插队的同学，打听到赵旭的情况，了解到赵旭后来还是非常出色，他插队抽到兰州后，自学会计，专业水平高，后赵旭两口子是第一届考取注册会计师证的人，被上海作为人才引进到上海的。所以在上海发展得很好。 

 写了七局大院的趣闻轶事，其实还应该包括有点边缘化的晏家坪的三中，那里涌现出杰出的人才，像郭熙华，曾一起参加比赛的三中同学，他的110米中栏也代表兰州市参加了省里田径比赛，他后高考去了武汉水电学院，毕业后分在长江水利委员会，最后担任长江委员会的总工。

 所有这些，想想也是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