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并记住的

那个带有憧憬和青春记忆的泾川已经远去，那个藏有月光和激情的山乡已经消失，老知青的回忆日子才刚刚开始，新人的漠视和旧物的悲凉，见异思迁的爱和恨，像雪花一样悄然无息的消失。 曾写了大院子弟只有17人的插队点滴，只是出发的情形，还是全凭模糊的记忆所写。谁知道竟然会有这样的凡响，一共17人的插队，就有四人回帖，还有在外地及从来不上网的那一拨知青。其实就我们的学哥学姐插队情形赶不上后面的厂社挂钩，因为前面全靠自己的生活能力和社会经验应付，可后来的会有对口单位托管，可以免除一部分知青的后顾之忧。

 这是住28栋四单元三楼的网民大眼睛的回帖：写得非常之好。 “你讲的23栋那个叫汤桂珍，困难户，后来上兰州铁道学院，分回湖北老家襄繁机务段，人事科长，全家回湖北了。她现定居南京，自购商品房，无南京户籍。26栋有个单亲妈养5个孩子，代秀华，是17分之一，也跟我在一个点，泾川县红河公社杨吕丈队，目前独居兰州，双股骨头坏死病的不轻，与当时插队趟河，睡冰冷土炕有一定关系。”

 ”我第一年冬天过河劳动就滑下冰河里，落下半身毛病，做了手术差点丢半条命，如今身体健康很幸福的晚年，在兰州，成都两地生活。参加夕阳红，快乐年华合唱团，唱歌，舞蹈，朗诵的乐趣，挺好的，”

 但总的来说，插队生活是悲哀的，知识青年能像报刊上宣传那样真是太少了。还有限于文革期间学生严重被耽误的情况，知青当中很少遇见孜孜不倦认真研学的人，无所事事混出勤工分就成知青生活常态，如能坚持参加农活，不串点，不谈恋爱就算极品的好知青了，别论灯下苦读的人了。 甘肃的知青中没有出现柴春泽（辽宁知青典型，四届人大担任重要职位），蔡立坚，（山西先进知青代表，立志农村干一辈子）延安的孙立哲（延安著名的知青医生，水平远超当地专业医生，）高红什（理想之歌作者）等等，就在我插队的附近小康营公社就涌现一位优秀知青代表，主要还是高考上学后成了副省级领导。

 我们那时也不是没有志向和理想，但限于农村的生活环境，唯有老老实实夹着屁股种地的人才有出头之日，早点返回城市，甚至连在生产队里轻松的活计都干不了。我在生产队的时候，基本就是最艰苦的劳作，尤其恐惧白天从田头地里回来，晚上还要去许家台火车站去背180斤重的麻包，从铁路运输车皮上搬运到粮库，要么就是将铁路边堆积的石子或沙子，用背篓背到车厢里去，劳动强度非一般人所能承受，最可怕的是背着麻包或一背篓的石子要在路轨与车厢橫着一晃晃悠悠的木板，不小心就一个趔趄就会跌落跷跷板似的木板下面，如果被重物砸伤甚至脊椎骨断裂，就是一辈子的事。幸好，我逃过一劫，没有遭遇不幸。相比在网上回帖的去泾川那17人中叫代秀华的学姐要幸运的多了。 

 老妖：我也是插队中的一员，别的原因不知道，只知道分配工作的时候告诉我们年龄不够16岁，等来年上高中，可到71年春季开学，高中不让我们上，通知我们等待分配，一等多半年，等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此我们一行六位女同学第一批为此六位女同学第一批报名，但我因家里不同意，没能与第一批同学同行，半年后才加入我们70届最后一批四人光荣插队，落脚在泾川罗汉洞公社挽头坪大队，至此离开半个故乡兰州生活在平凉50多年的老知青。 

 谢莉玲：我就是这十七名一中去泾川县上山下乡知青之一，70届毕业生本来是当时的七连和八连（文革中的军事化管理）两个年级的学生，大部分分配到工厂当工人，一定数量年级小的上了高中，至于为什么我们既没有分配也不能上高中，而是去上山下乡，别人我不方便评论，我是家庭出身不好。

 今年许多地方都在隆重推出知青下乡50周年的纪念活动，对我来说丝毫没有点滴庆贺的意思，因为我的插队生活一部哀伤痛苦的经历，很多回忆都不愿去想，就像吞噬快乐的噩梦一般，我看了泾川学姐的回帖内心也充满的沉重和不安，所谓的广阔天地没有炼成红心，炼成就是痛苦的叹息和煎熬。我真的不会为插队唱庄严的礼赞。 就像我们心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似的，泾川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