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地站在家里的窗口前长久地望着不远处的红大楼，极力想寻觅点猪丝马迹的蹊跷事情，甚至于我还想入非非，企望红大楼就好比一座深邃的大山，里面能有很多新颖好奇的事情等待我们揭晓，我们那般年纪也只能停留在七局的大院里面，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却不是我们的。等我能够理智地分辨出浅显的道理，我才充满好奇爬上这栋楼时，文革已经接近尾声，各持己见的造反派组织，抢占红大楼里的各个楼层及房间，也尘埃落定地退出历史的舞台，逐渐地撤离了红大楼。一天下午，我出于好奇偷偷摸摸地溜进红大楼，看不出它像传说的那样惨不忍睹藏污纳垢。可能是年龄小的缘故，也没有人对我盘问或是阻拦，我轻松在大楼的内部串来串去，并在一间房间里，发现了清缴上来的禁书杂志之类，里面有红岩青春之歌等和苏联画报，我从里面只翻了几本契可夫有关彼得堡的小说，随手揣在怀里，溜之大吉。就是那几本书籍让我如饮甘怡，收获颇丰，养成了读书的习惯。
一直未曾忘怀的是，别人或许早就遗忘的歌曲和乐曲的旋律经常地回荡在记忆的深处。能为枯竭惨淡精神的我们带来少许的抚慰。大约七十年代初，我们家属院在冬季取暖锅炉房高耸的烟囱上放置广播喇叭，用来宣传报道党政方针政策的。白天，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它的存在，它有点孤独无奈地呆在烟囱上边。淘气的我们哪还有闲暇理会劳什子的社论或公报之类，我们踢皮球，斗殴，下黄河游泳，疯玩一气，等到玩耍的精疲力竭的我们回到家中，拾掇一番，吃过晚饭后，寂寞难耐的夜间开始了。没有电视广播，没有书刊杂志，多数的人是靠闲聊打发光阴的。往往这个时候却是我的幸福时光，我仰望着夜空，心里充满了渴望----
我将头探出窗口，竖起耳朵，静听八点半钟中央广播电台《新闻摘要》节目后播送的音乐片段。至今我都无从知道那位不知姓名的播音员。真的，我非常感激她音乐播出的安排，也许她是无意识的。她的善意好像潜移默化的甘露，润物细无声般地渗透我们行将干枯的心田。
我听过激昂壮烈的《长征组歌》，回肠荡气的抗战歌曲，听过委婉抒情的小提琴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我站在火红的炉台》，那旋律依然如泣如诉的回旋在脑海里。就是通过这样非常规的音乐启蒙教育，激发了我对音乐忠贞不渝的爱好。我爱音乐它能够用无言的音律沟通我们的感受，我们的喜怒哀乐，悲欢荣辱。那时的我对它的痴迷不亚于安徒生笔下《卖火柴小女孩》那个小女孩对火，对温暖的渴望一模一样。缺少家庭温暖的我一颗孤独心急需温情的抚慰，这种柔和亲切的旋律就这样一来二去和亲朋好友一样，在静寂的夜里倾诉和倾听。幽咽哀伤的回旋曲或热烈激昂的革命歌曲伴着我进入梦乡。
我们这批出生五十年代末，成长于七十年代初的人，不知该以怎样的心情面对《红色娘子军》这样的红色经典。如今任何一种程式化的宣传都不会对我们再起作用，越是一本正经就越会引起我们的嘲笑，我们真是不可救药，然而我们还是怀念它的英雄主题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时代氛围。怀念它给予我们关于美的期盼美的享受，那些英姿飒爽的红军女战士翩翩飘逸的芭蕾舞蹈，美妙无比如痴如醉的音乐设计。直到现在我还能从头到尾地回溯《红色娘子军》的主题旋律。它的音乐设计人吴组强、杜铭鑫、陈刚，是当时我国最好的作曲家，吴组强创作六十年代的《草原英雄小姐妹》风靡一时，后又担任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而陈钢，何占豪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曲就奠定了他们在音乐领域交响乐作曲鼻祖的地位。因此，我至今仍痴迷地追逐着《红色娘子军》的音乐碟片，前后已有四套不同的版本。这样的嗜好多数应当归功于夜空里飘然入耳的旋律，是它将我带入了迷人的红色经典世界 。
就是那座带有十分浓郁的哈尔滨气息的七局大院，语音是东北的口音，生活习俗也以东北大碴子的习俗为主基调，掺杂着陕西的，河南的上海的还有兰州人的生活氛围，成为我们年幼时永久的记忆，当然还有书籍、音乐、舞蹈、篮球等形形色色的斑斓色彩，镌刻在我们的脑海中，难以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