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春节后,我结束在南京奶奶家的生活，踏着薄雪第一次走进了七局的大院,像是走进了乡镇的农贸集市,尚且渡过三年自然灾害地处贫瘠落后地区的七局大院,也是显露穷乡僻壤的窘境,溯风吹起黄土地上的浮土,疏散的柳树枝条簌簌直响.一条凹凸不平坑坑洼洼的路边.散乱的陈横着菜铺子,粮店,烟酒门市部,就是这类的居民区必需的设施,也都修筑的象农村人民公社的供销合作社的简陋铺面一样.每逢星期天就好象农村的集市贸易似的，家家户户忙碌地买菜，买油米酱醋，到处都排着长长的队伍，活脱脱打土豪分田分地真忙的土地革命的重现。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大院里楼房与楼房之间还算空旷的地带上,被捷足先登的人们圈出小块的自留地,田间地垄和楼房附近的菜窖,里面搁置储存一冬的白菜和萝卜、土豆，这样情形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遗留下来的旧迹，如果现在回想，也是饶有情趣的往事啊。还有饲养的兔子之类的,以致你置身高家庄或马家河子的农村旷野里.萧瑟的感受北风带来的趔趄.就是这块空地，文革初成了不吃闲饭家属们走五七道路的试验田，大院里充斥着麦浪滚滚的歌声，在摇弋摆动的麦田里，我们也能和领袖人物分享喜看稻黍千重浪的喜悦。1966年的春天，大院内的空地都学习大庆家属的做法：“我们也有两只手，也能种地养活自己。”可是在狭窄的空地种植的麦子，还不够操心所付出的昂贵代价，最后不得草草收场，真是一无所获啊。
   
文革时期七局大院的活动相对其他市区的其他单位就显得波澜不惊，毕竟七局系统的下属单位都在遥远的三线工地施工生产，无暇光顾家属大院内的革命事情，各家都能平静地生活下去。唯有遗憾的就是大院里有个别的孩子年龄稍大，接受外来影响深刻些，这些早出头的小孩就会成为众人畏惧的“硬茬”如那时带领我们掀起“打砸抢”起源的是于家三兄弟带领一批不明就里的学生打架，斗凶，抄家等恐怖的事情，还被说成“造反有理”的合法革命行动。那时，我们怕他们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恐惧得无可奈何，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本事俘虏了人们的思想，人们会对他们的教唆言听计从，也许这正是那个年代的特点。后来，我们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音讯，只知道他们回到山东的老家...那时是1969年的疏散。也就是说，从那时起，我们童年的许多伙伴就从我们的大院里消失了，如同星星点点的陨石在稀疏的星空销声匿迹，无影无踪，人去楼空，物事昨非，景物不在，令人唏嘘不止。

     那时候,破破烂烂的红大楼是我们记忆深处一道伤口.这栋大楼是大跃进期间前领导干部，大兴土木搞浮夸风的典型工程,后因国家的宏观调控及自然灾害原因停了下来,谁知一停就是十几年，衰落潦倒，寒碜阴森地矗立在西津东路上。原计划要盖到十二层大楼因各种原因，主要还是投资没有落实下来，该楼的设计和建造，只能停在四层上，并且突然停工所致的后果是这栋大楼四处洞穴和排水通道，以及停工形成缺陷，吞噬了数个顽皮淘气小孩子的生命，成了远近有名的吃人大楼。小时候，我们多次听到家长大人语音严肃，神情庄重的叮咛甚至恐吓我们，不许靠近那栋类似魔窟的惊骇幽森恐怖的大楼。
可是我们除了在这个不算大大院子里玩点小的把戏外，很难再寻觅更开心的事情，如此以来，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逆反精神上来，我们只能在红大楼里四处奔来奔去以外，还真没有什么更开心的项目。学校没有上课，老师们噤如寒蝉，父母们除在四处参加各项建设项目外自身难顾，对我们这些挣脱笼子的鸟儿也睁一眼闭一眼了。现在我都很难想起我们也忙得焦头烂额。就是没有安静地坐下来看看书，学点知识之类，那时我们的大院里环境难有静谧时分，每天都会遭遇鸡犬不宁，人人自危，谈虎色变的恐慌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