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内现存古碑四十余通，均以翔实的资料记述了寺院的沧桑变化。其中价值最高者首推隋龙藏寺碑，此碑驰名中外，称为“隋碑第一”。书体方整有致，平正婉丽，上承南北朝之遗风，下开唐代诸家之先河，在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占重要地位。


龙藏寺碑在正定大佛寺大悲阁东南侧。它对研究汉隶至唐楷过渡向的书法艺术和字体演变，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据《畿辅通志》记载：龙藏寺碑刻于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有人说刻碑比建寺还要早。碑上刻文，字面道劲宽博，开唐楷之先声，有欧阳洵、虞、世南之体。

　　康有为在《广芝舟双揖》中称赞为“此六朝集成之碑”。，龙藏寺碑文为张公札所撰；可惜龙藏寺碑与张猛龙碑一样，均不著书者姓名。碑文记叙了恒州刺史王孝仙为劝选龙藏寺及募钱造寺的情况和寺院初建时的规模，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史料价值。

　　隋代碑刻在我国书法史上方有重要地位，其中尤以龙藏寺碑为著。它继承了北朝碑刻的险峻、严整的风骨，又保持了南朝道润、秀丽的气韵；形成了笔法铤劲、精练，结构方整、疏既、瘦硬、简洁的独特风格。

 王国维誉之：“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独为隋碑第一也”。

隋龙藏寺碑碑额题道：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龙藏寺即隆兴寺的前身。碑系隋代恒州刺史鄂国公王孝仙奉命为劝奖州内士庶万余人修造龙藏寺而创立的石碑。它不仅高大庄严，而且书法艺术上向称隋碑第一，既无北魏的寒俭之风，又不致唐碑的全失隶意，不仅字体结构朴拙，用笔忱挚，给人以古拙幽深之感。它是从魏晋南北朝至唐，在书学之递嬗上具有颇大影响的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矗立在正定隆兴寺内的隋龙藏寺碑，是国内现存楷书碑刻鼻祖。此碑刻刻于隋开皇六年（586）十二月初五，碑首高82厘米，阴刻楷书“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碑高164厘米，宽90.5厘米，正面阴刻楷书30行，每行50字，共1447字。碑文书法方整有致，结构严谨，朴拙而不失清秀，庄重而不板滞，微露魏隶遗韵，是研究魏隶向楷书过渡时期书法艺术的重要碑刻，为中华名碑之一。欧阳修在《集古录》中首录此碑，近代康有为则称其为“隋碑第一”，后人称楷书第一碑。据说隋朝保留至今的石碑，在中国只有3块，在书法史上认为是隶书向楷书渡的典范。

唐碑









宋代重修碑刻。



乾隆御碑亭
在西侧转轮藏阁（藏经楼）后有座四角黄琉璃瓦尖攒顶碑亭，亭内为御碑。
御碑亭为重檐歇山顶，黄色琉璃瓦盖顶。西侧碑亭内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高宗手书的《重修正定隆兴大佛寺记》。碑文记述了乾隆四十四至四十五年（1779—1780年）对隆兴寺大规模重修的情况。此碑文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书写。
　大悲阁左右两侧，各有一座高大宏伟的龟驮石碑。西边为清高宗弘历乾隆皇帝吁御赐碑亭，东边为清圣祖玄烨皇帝康熙御赐碑亭。碑亭为黄琉璃瓦顶、重檐歇山式。

　　清高宗碑亭是弘历于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巡幸五台山，御驾亲临正定隆兴寺，题写长句后，刻碑立石的，时间为丙寅十月。留下了“龙腾故苑寻霸业，狮吼初地礼法轮”的著名持句。





康熙御碑亭在东侧慈氏阁后有座四角黄琉璃瓦尖攒顶碑亭，亭内为御碑。东侧碑亭内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皇帝手书的《御制隆兴寺碑》，碑文记述了康熙四十二至四十八年（1703—1710年）敕令对寺院进行大规模整修的情况，碑文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清圣祖玄烨的御踢碑文，是由当时的正定县知事周元礼撰文后，康熙皇帝巡幸五台山，路过正定，在隆兴寺下榻写就的。
东边为清圣祖玄烨皇帝康熙御赐碑亭。碑亭为黄琉璃瓦顶、重檐歇山式。

　两通清代御笔碑文记述了重修隆兴寺的史实，不啻为研究隆兴寺史的重要史料，也可一暏清代两位皇帝出色的笔墨风韵。

大悲阁西南侧古碑。







隆兴寺摩尼殿东北角古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