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慧城市试点工作几点不足

文/吴其伦

     2012年12月5日，住建部正式发布“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印发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试行）》，旨在规范和推动智慧城市的健康发展。

此后，住建部开展了2012年、2013年的智慧城市试点申报和评审工作，随后，住建部与科技部联合开展了2014年度智慧城市试点申报工作。2014年，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掀起热潮，智慧城市试点已遍布全国各地，北京、天津、上海等试点城市都在积极推进智慧城市工作。

那么，经过近三年的试点，智慧城市建设工作进展如何？智慧城市试点是否达到预期目的？由于没有看到权威部门的信息披露，我们难以得到答案。不过，从媒体披露的各地智慧城市实施情况来看，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一、未能进行统筹规划

2009年6月，英国发布了《数字英国》(Digital Britain)计划，明确提出将英国打造成世界的“数字之都”，在2012年建成覆盖所有人口的宽带网络；2009年7 月，日本推出“I-Japan（智慧日本）战略2015”，旨在到2015年实现以人为本“安心且充满活力的数字化社会”；新加坡早在2006年就启动“智慧国家2015”计划，力图通过包括物联网在内的信息技术，将新加坡建设成为国际上四通八达的“连城”，进而演变成为亚太地区电子商务中心。在国家统一规划之后，各地有序开展智慧城市试点。

反观我们的智慧城市试点，无论是上述管理办法，还是指标体系，都没有就智慧城市试点工作进行统筹规划。而2014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则提出城市人民政府从城市发展的战略全局出发研究制定智慧城市建设方案。可以看出，我们没有基于全国的智慧城市顶层设计，也没有就智慧城市试点进行全国统筹规划。

智慧城市试点工作，很大程度上是“试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基于全国的统筹规划，在进行智慧城市试点时，难免会出现偏差，一是重复试点导致资源浪费、犯同样的错；二是有些领域没有涉足，导致试点工作没完没了；三是缺乏统筹规划、遍地开花的试点容易滋生利益输送甚至腐败。

    二、没有做到分类实施

2007年英国在格洛斯特建立了“智能屋”试点，将传感器安装在房子周围，传感器传回的信息使中央电脑能够控制各种家庭设备；在伦敦进行“贝丁顿零化石能源发展”生态社区试点。美国在博尔德市较早地启动了智能电网试点；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启动智能道路照明工程试点。可以看出，英美智慧城市试点是分类实施，即一个城市重点就一个项目进行试点。

而我们的智慧城市试点，则包罗万象。天津提出，未来三年，本市将重点推出智慧医疗、智慧社保、智慧教育、智慧旅游、智慧城区、智慧社区、智慧气象、智慧乡村等8个重点专项；上海提出，将推动智慧交通、智慧健康、智慧教育、智慧养老、智慧文化、智慧旅游、智慧就业、智慧气象等８个专项建设。其他的试点城市提出的目标也大同小异，没有一个城市是突出某一个方面。

笔者以为，既然是试点，就应该将智慧城市所需工作进行分类、分项，然后根据试点工作的特点、难点、关键点的不同与试点城市相匹配，每一类或每一项工作分配给一个城市试点，试点成功后再向全国推广。

    三、信息披露机制欠缺

自2012年智慧城市试点启动至今，已近三年，我们看到了智慧城市试点的领导机构，却没有看到智慧城市信息披露平台。通过搜索引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中国智慧城市网》（http://www.cnscn.com.cn），打开一看却是一个商业门户网站。而住建部主办的《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管理信息系统》（http://www.smart-city.org.cn/）则需要登录才能看到相关信息。

在没有官方信息披露平台，相关部门又没有及时披露智慧城市试点信息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从媒体报道了解智慧城市的试点情况。而我们从公共网络平台得到的数据有着惊人的差异。比如，2015年6月27日，新华社发文披露，目前我国已经有超过500个城市在进行智慧城市试点；而同样是新华社，9月17日披露的智慧城市试点数量是290个。这样的数据，我们采信哪一个？

笔者以为，智慧城市试点工作不是一试了之，而是要通过试点，总结经验，予以推广。而欲达此功，需在试点过程中充分调动组织者、参与者及民众的积极性，令其能够随时了解试点的进展情况。如此，则健全且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就显得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