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学者“触电”而明星化，越来越多的明星“出书”而学者化，似乎就是当前“文化散乱时代的精神画像”。应该说，真正坚守“学术立场”的人或常抱“人间情怀”的人还是大有人在，但现实情况往往是前者不免终老书斋、后者仅停留于徒劳的抗拒与呐喊。我不禁生发出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式的担忧来：兼具学术立场和人间情怀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梁振华新著随笔集《时尚的谎言与魅惑》（以下简称《时》，花城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的出现，对我的担忧而言显然是一种良好的抚慰。

 

作者虽然身居象牙塔，但是关注的目光始终不曾脱离过我们所置身的“充斥着犹疑、含混、困惑和两难境遇的世界”；虽然对张艺谋等人的电影、余秋雨的笔墨官司、“文学童子军”的低龄化写作不时评头论足，甚至在世界杯来临时也突然“梁心发现”，但是，作者在关注这一切的同时，不但始终没有放弃、而且更驾轻就熟地切入了文化的思考。所以，作者在光影驳杂的当代的电影中把握住了文学与影视二者之间“暧昧的遇合”这一关键点，更是对张艺谋的“文学魔杖”作了耐人寻味的解读：依靠文学则神话诞生，离开文学则神话终结；针对不了了之的“二余之争”，尤其是对于宣称“对历史事实我从不谦虚”的余秋雨，作者的论断可谓一针见血——“历史毕竟已经过去，比历史本身更重要的乃是对历史所持有的态度”，不知余秋雨君见了身为后辈的此番言论后，还能否一如既往高调宣扬他的“文化良知”与“健全人格”呢？作者还对当前甚嚣尘上的低龄化写作进行了充满辩证意味的“泛文化解读”：一方面，他将低龄作家形象地喻为“文化快餐业的童工”，并对孤独、脆弱而悲伤的“陶瓷娃娃”们提出了严厉质疑；另一方面又对他们文字中渗透着的真诚与痴迷、信念与追问以及由此而生发出的“有些突兀，但不容忽视的”力量而诧异、而感动。或许，正是由于看到了这股力量，具有“70年代气质”的梁振华虽然对低龄化写作流露出某种无可名状的忧伤与无奈，但是他毕竟还是提出了自己的忠告：早熟不等于深刻、另类不等于独特、写作不等于创作……

 

《时》这样的文本，无疑比纯粹的学术论文来得更直接和新鲜，又比某些毫无养分的文化快餐来得更为深刻和真诚——我认为这就是《时》的魅力所在。《时》中对金庸之“庸”、大侠之“侠”、长沙傲腿之“傲”、凤爪阴谋之“阴”以及凄清夜间、烟花碎屑里梅艳芳和张国荣之“祭”等等，无不透露出此种不可抗拒的文本魅力。这种魅力或许缘于学术随笔这种文体，又或许缘于作者少年老成的深刻思想。惟其如此，《时》才没有为时尚的谎言与魅惑所蛊惑；惟其如此，《时》才成为了穿透时尚表象的那道或许稍嫌微弱但绝对足以鼓舞人心的光芒；惟其如此，《时》才能在“弱智文化”空前泛滥的今天保持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学术立场与文化关怀。

 

富里迪在分析知识分子精神缺失的原因时指出：“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积极地从内心里接受了文化媚俗政治，而其他人通过不情愿地服从机构的要求，也找到了一种轻松的生活”，所以“弱智文化”才有机会大行其道。富里迪认为“联系现实（relevance）”和“向公众开放（access）”是知识分子为公众心灵发动思想之战的两条有效途径——这正是梁振华的文化批判试图寻找和开辟的两条途径。所以，我向来不把梁振华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当成纯粹的经院派知识分子，虽然他们身居象牙塔内并做着非常纯粹的事情；我也从来不把梁振华这样的知识分子当成只会对传统与时尚文化指手划脚并以此中饱私囊的文化明星，虽然他们比所谓的文化明星们更真诚、更执着地在进行着文化的思考与建构。相对于其他定位而言，我更倾向于将他们定位为公共知识分子——只有公共知识分子才能将学术立场的坚守与人间情怀的观照完美地结合起来。事实上，从五年前的《枫林冷雨》开始，梁振华就表现出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凸显，并且不断融入了新的思想质素。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知识分子较之其他专业知识分子具有三方面的优势：能更好地诊断我们的时代；能抵抗各种系统的不断扩张；能更积极地推动公共领域的形成与发展。但是，许纪霖先生在论及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时却这样提醒道：“都市知识分子本质上是孤独的、个人主义的，然而，在都市这样一个陌生人社会中，他没有现成的、自然的历史关系可以凭借，一切都必须凭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和建构公共关系”。所以，梁振华是优越的，同时梁振华又是孤独的；所以，《时》不仅仅是一种延续，更是一个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