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外话］《长沙晚报》“才子说话”专栏就此告一段落。一个月里，经常接到湖南朋友的电话或短信，要么戏谑于我在专栏上“新锐学者”的头衔，要么埋怨我怎么在相片里和大学时毫无二致，还有一位老同学不怀好意地把“有血有肉的生活”与“血肉模糊的生活”相混淆。更有趣的是，责编奉荣梅女士昨日还在短信中热情告知：“星城某女郎看过阁下文章及相片，致电报社询问作者婚否？小梁有意否？”原来晚报还兼作红娘月老的，独身的男女博士们，快快投稿去罢。

说起来，识人识物，厮磨越久越见良效的“道理”并不那么可靠。年深日久培植的只是熟悉感，而熟悉与理解并非一码事。不少恋人或夫妻日子捱长了，反而愈加疏远和隔膜；有些事情做得多、经历久了，反而犯了迷糊症，明明在山水之间，却陷入“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窘迫。对我来说，这样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比如，“搞文学”已超过十年，当学生供出“何为文学”或“诗人何为”一类问题时，自己是一次比一次懵懂。又比如，自己名片上“电视策划人”的头衔挂了好些年头，可回过头扪心自问“究竟策划了啥”或“策划究竟是个啥”时，也近乎一头雾水。可是，在三教九流的“策划人”（通常带一顶鸭舌帽，口里叼着劣质雪茄）一度横行无忌的年月，我毕竟是赶过这一趟时髦的；对那些雾里看花般行将忘却的经历，还是留下一些将来忏悔的凭证为妙。

以“策划人”身份屈尊莅临电视节目策划会场的，不少是电视的“票友”——以作家、大学教授、学者、资深报人居多。说来也奇怪，“票友”发言居然值得专业人士如此虔诚地聆听，而且往往还要履行郑重的仪式。中国电视人的虚怀若谷不得不令人钦叹，也难怪孙玉胜大师会在《十年》中对“作家电视”、“报人电视”诸种劣习耿耿于怀。显然，票友的出演也未必个个笨拙的，不然，如何降服得了央视那帮目空一切的“人精”？问题在于，包括本人在内，就“理念”、“目标受众”、“创新元素”展开雄辩之时，话语的能指与所指常常不由自主地断裂掉了——通俗一点说，策划者更迷恋口舌的“策”和肢体的“比划”；至于“策”与“划”的实际效用，不是被遗忘了，就是被横飞的唾沫和聆听者虔诚的表情湮没得无影无踪。那些时刻，说什么、为什么要说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必须一直处于“策”的进行时状态，地暗天昏，滔滔不绝。

就个人的体察而言，毋庸置疑的是：像夜间“跑场子”的萨克斯风乐手一样频繁出没于京城电视策划会的“腕儿”和“角儿”，个个有一付好身手。高矮胖瘦美丑各得其所，独门绝技各不相同，可单口演说的功夫则是绝不可少的。这些哥们儿（女性策划人极其罕见）攒到一起，可是铆足了劲表演来了。都是一个圈子里混的，自个儿的表演可不能贬损了人家，得拿捏个合适的分寸。最妥当的方式，便是在礼节性地肯定并适当借鉴他人意见的基础上，独辟蹊径，抛出自己“与众不同”的锦囊好计。这么一来，策划会场似乎成了上演活剧的“罗生门”：面对相同的话题，人人有自己的视角和立场，有自成体系的一套说辞——虚虚实实，叽里呱啦，不把听众（面无表情的制片人和无辜的年轻编导）弄他个云山雾罩誓不罢休。

策划人的“罗生门”，本是比拼智慧和辩才的百家争鸣之地，却奈何总是你唱我和、其乐融融的境况。这显然是“以和为贵”的孔孟之道在起作用。刺刀见红的情景也不是没有，但无外乎这两种情形：其一，沾染了派别利益的门户之争：在央视一档王牌新闻深度栏目的策划会场，我就亲见京城两大学术机构的掌门人面红耳赤地捉对厮杀；其二，不谙事理者搅局：当一团和气、相互恭维的默契被打破时，或者“辈份”低的发言者一不小心掠走了“风头”，前辈先生哪里会去肩起什么“黑暗的闸门”，如临大敌、如坐针毡的他们铁了心要摆摆谱，唱一唱哪怕“不着调”的反调了。后一种情况，我是当真亲历过的，个中滋味，啼笑皆非矣。

粗粗一算，赴京四年有余——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经历过的电视策划会怕也有数十次之多。学院的背景多少能唬住一些人，况且，央视从上到下对学院文化的尊重也多少令人凭空生出许多倾吐欲。仗着自己理论实践“两手抓”的“资历”，所以说起话来也就不那么忌惮。和那些腕级的职业“策神”相比，我没有不加思忖便绣口生花的功夫，但始终愿意记取“为人谋而不忠乎”的古训——尤其在偶尔收获一两个并不沉甸的信封，在复兴路11号周边某家饭馆大块朵颐之后。惯常的情形是，饭席上“不谈公事”，先和你聊家常里短，兴致高了也侃侃民族复兴与世界和平。待到酒足饭饱却谈兴未尽之时，一只手攀上肩来，幽幽道：兄弟，时间还早，去茶馆坐坐吧，上头压得紧，俺家那栏目得改改版了。

这样的“礼遇”，刚“出道”那会儿自是望尘莫及的。03年，在一位老兄的撺掇下，我给《艺术人生》出了“《红楼梦》二十年聚首”的点子（迄今为止保持该栏目收视记录）。后来节目播出，索性连署名都没有。留在我记忆中的那次策划会，有那么点“罗生门”的诡秘气息——满屋子缭绕的烟雾、女制片人僵固的笑、编导拨浪鼓似的点头，还有一杯又一杯喝得我唇干舌燥的苦丁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