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朱大可君《“谢晋电影模式”大争鸣——关于八十年代文化复苏浪潮的黑色记忆》一文，http://blog.sina.com.cn/u/47147e9e010003of 以熟悉的方式，重复了被话语惊雷和思想闪电击中的体验。尽管已“时过境迁”，大可先生“模糊”的个体记忆，依然足以唤起对一个逝去时代的“陌生化”体验。很久以来，得益于史家的“春秋笔法”，我们一直以为对消逝的时光和年代很熟悉，以“大一统”的方式不断修补、维护着乐观而线性的“历史叙述”。然而事实却是：作为叙述起点的真实和真相，不断被有意无意地遗漏；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赖以自新自强的反思能力，更是常常在各种名义下告之阙如。

还原“历史现场”，公允地说，一个在体制荫佑与施舍下延续艺术生命的电影人，不拍“墙头草电影”的可能近乎于零。何况，在士大夫传统阴魂不灭的中国，“工具型知识分子”从来是读书人价值坐标中的恒定方位。这个意义上，谢晋是“典型”的，是传统的，是民族的，是中国的；这也可以换成另外一种说法，即谢晋也注定是平庸的，是陈旧的，是保守的，是欠缺个人精神立场的。而谢晋电影的价值，则显然是被“神化”和高估的。

谢晋和余秋雨谁更应该忏悔并不重要，朱大可先生要做的仅仅是“保留正确的记忆”。这是一切言语、一切思想、一切行为得以发生的逻辑起点——而让记忆脱掉“不真实”的外衣，在我们的文化土壤里从来是一件无比艰巨的任务。

联想起去年中国电影百年诞辰，在铺天盖地的纪念活动中，一大批文化界人士几乎集体患上了“颂歌臆想症”：一个个红光满面，站在百年一遇的历史关头引吭高歌，以“样板”的舞姿和唱腔，对中国电影的世纪辉煌发出响彻寰宇的由衷“礼赞”。思想者和批判者们，在一个反思和批判的最佳时机，面对一个值得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居然放弃了深度思索的权利。我曾经在课堂上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这就是纪念的全部目的？对中国电影的百年回眸，莫非仅仅需要无节制的吹捧和歌颂？浊浪横流的历史航道，给中国电影留下了什么污垢？这些污渍有多少已经被清洗，哪些仍旧赫然在目？和中国文学同气相求、血脉相通的中国当代电影，在“前二十七年”文学遭遇着根本性的否定危机之时，它又有什么理由在大众层面之外获得思想文化界的豁免？

感谢朱大可先生为人们复原了八十年代的这一“黑色”细节。鲜花和掌声，当然应给毫不吝啬地献给历史，献给嵌入历史的人和物。但这仅仅是纯怀旧意义上的赐予。真正的回顾和纪念，是拨开掩盖历史真相和“正确记忆”的迷雾，在冷峻的反思、善意的批判中辨析来时的迷途和明天的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