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97年秋冬之际的某个夜晚，湖南师大中文系（见上图）二楼拐角处一间狭长的小屋。屋子当时是学生会的驻地。三个95级的大三男生，横七竖八躺在那张千疮百孔的皮沙发上，付出三包硬壳白沙和彻夜不眠的代价，用带有湘乡宁乡邵阳三种风味的普通话完成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的构思。一个星期以后，剧本居然炮制成功了。刚满二十岁的我，完成最终的统稿后，给这个取材自《左传》的乱世情侠故事添加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标题——“碧血英魂”。

作为一名中文系的门生，这便是我“触电”的最初的记忆。直到今天，我依然禁不住为当时的青春意气而感怀。那个白衣轻舞、歌声飘扬的年代，无论是爱情还是“事业”，哪里需要那么多坐实的理由，稚嫩的兴趣和单纯的“感觉”往往就是做出决断的原动力。于是，在完全不了解电影的“规则”和“奥秘”的情况下，我们写下了我们对影像艺术最质朴而又饱含激情的热爱。幸运的是，这些文字并没有随时光而湮灭；当时身为影评协会会长的我，利用“职权”之便，将它留在了一本名曰《电影沙龙》的油印同仁刊物中。很多年已经过去，我知道，这本淡蓝色封皮的刊物仍静静躺在中文系阅览室某个荒僻的角落。多少人的眼光滑过她苍老的面颊，又有多少只年轻的手来不及触摸就已经离去。她和她怀中关于影像的静寂文字，却始终脉脉无声，等候着下一位青春麦田里的守望者。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出现，也许明天就将到来。

我个人意义上的“影像史记”，发端于六年以前的夏季。那个像知了的鸣叫一般漫长而焦灼的暑假，我正体验着一场无望的爱情，也意外品尝到“为荧屏写作”的欣喜。毫无影视从业经验可言的我，偶然收获了一份近乎顽固的信任（与我曾担任影协会长不无关系），然后被卷入一部长达数十集的长篇电视专题片的创作。这是一场居然省略了演练的实战，我惊恐不已，没有任何喘息和回旋的余地。于是，一场遍及大半个共和国的漫游之后，一个中文系的研一生佝偻着瘦弱的身躯，以平均一天一集的速度，在湿热的学生宿舍里开始了急风骤雨式的写作——直奔影像而去的写作。

六年前的冬天，自己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鲜活的影像时，心头按捺不住的兴奋至今令我记忆犹新。此后的日子，奇幻的声光影像时常予我以蛊惑，也让我不断从瞬间即逝的荧屏光影中获得虚幻的满足。于我而言，这是鲜亮而真切的满足。格外有意味的是，这种满足感，还一度让学中文出身的我生发出一些不安甚至愧疚：文学从业者和他所操持的文字，难道就这样甘为影像的囚奴？然而，类似的诘问往往是无力且无效的。借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的话来说，写作者面对影像的诱惑之时，其暧昧的态度就好像“比利时处女在德国人攻下城池当晚的心情——何时开始施暴？”

就这样，一个中文系的走卒，开始了在影像迷津中漫无边际的穿行。从湖南到北京，从湖南台到CCTV，我要感谢那么多“怂恿”我从事影像写作的长辈、同仁和朋友。他们让我拥有了一种全新的写作体验。更重要的是：每当我从事这一类写作的时候，脑海中频频流动的映象往往会让我变得激情焕发。闲适的时候，我喜欢翻检自己写下的那些“形象”的人和事，试图在文字的隙缝间，捕捉那恍惚迷离的光影，以及光影砌就的岁月痕迹。

比1997年更早的一个秋天，大学入校的军训还没有结束。依然是夜晚，一个中文系大三老生拿着两张露天电影的赠票寻到我宿舍，情辞恳切，让我“加盟”以他为核心的影评协会。他事先打听到了我是书画特长保送生，邀我入伙的动机很单纯，就是让我包揽协会的海报。当时做梦都不可能想到：几张免费的电影票，就这样让我迷迷糊糊入了影协；然后，有了上面说到的《电影沙龙》和《碧血英魂》；再然后，有了和电视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直到今天，我的所谓“研究方向”、我的职业和生活，都结下了与“影像”深深难解的姻缘。这样一条清晰而又出人意表的成长轨迹，似乎正验证着生命的诡谲与宿定——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哪一个微小的细节，正决定着自己人生的方向和际遇。